一九九六年，苏春棠从档案室调到了综合处。
这一步，又是师文鸣画的圈。但这一次，圈画得更有讲究——综合处管着文件运转、会议安排，是全厅的咽喉。消息灵，人头熟，哪个处要办啥子事，都要从这儿过一遍。师文鸣把她搁在这儿，像搁一个眼线，也像搁一颗棋子。
她都懂。她去了，干得比在档案室还出色。半年下来，全厅上下，没有人不晓得综合处有个苏老师：文件到她手上，错字都能给你挑出来；会议排到哪个会议室、哪个领导坐哪个位置，她心里一本账门清；各个处的处长来办事，先跟她笑，再开口。
蛇在暗处，盘着，不动。
直到那个姓骆的科长，撞进她的视野。
骆科长三十一岁，计委下面一个项目科的副科长，年轻，挺拔，讲话的时候眉毛一扬一扬的，是那种在单位里被夸“有前途”夸到发飘的男人。
他管的是物资调配的初审。
那年成都的建材紧俏得邪性。钢材、水泥、平板玻璃，价钱半个月一跳，有批文的是爷，没批文的连货毛都摸不到。苏春棠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在一份流转文件上：厅里一个协作单位申请平价钢材指标，骆科长在初审意见栏里写了四个字——“缓议，研究”。
缓议，研究。机关里的人都懂，这四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货在我手里卡着，来，跟我谈。
苏春棠看着那四个字，忽然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山西矿上，管领抚恤金的那个小干事，也是这四个字，让多少寡妇给他送了腊肉和母鸡；想起雷老虎当年的记账法；想起她箱底那本账。
半个月后，她在一页废纸上，把这个科的情况摸清了：骆某，已婚，老婆是小学老师，娃儿三岁。爱慕虚荣，上个月刚买了件名牌夹克，逢人就说香港亲戚带的。最要紧的一条是他科里那个老科长，年底要退。
她把这页纸烧了。
然后她开始“顺手”。
第一步，是让骆科长注意到她。
这太容易了。综合处管文件流转，她有的是由头跟计委那边打交道。她从不主动，她只做三件事：他来送文件，她接待得比别人周到半分；他打电话来问流程，她答得比别人清楚三分；有一回他的文件出了错漏，处长要发作，她不动声色地把错揽到“流转环节”上，替他圆了过去。
圆完，她啥子都没说。连“你该谢我”的眼神都没给。
第二步，是让他觉得，是他自己走拢的。
一个月后，厅里和计委开联席会，散会时下大雨。骆科长没带伞，站在楼门口。苏春棠从楼里出来，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伞往他那边斜了斜：“顺路，走一段？”
雨很大，伞不大。一把伞底下，两个人挨得很近。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如兰似栀的体香，不施粉黛，头发一丝不乱。骆科长一路找话说，她话不多，只在他说到得意处，偏过头，笑一下。
那一下笑，她练了十几年。镜子前练过，霓虹灯下练过，山西的雪地里练过。火候刚好：三分暖，三分敬，剩下四分，是“我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又好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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