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三号诊室外面排队的患者只剩最后两个。
贺知舟把上一个患者的检验单递出去，靠进椅背拿起保温杯拧了一口。
手机在桌面上震了一下，来电显示是一串以021开头的号码，上海区号。
他看了两秒，接了。
“贺知舟医生？”
对方的声音带着一点鼻音，像是感冒还没好透，语速不快，中文里夹着偶尔的气音停顿。
“我是。”
“我姓吕，吕正恒，三年前在柏林Charité跟你搭过一台手术，我是麻醉。”
贺知舟拿着杯子的手没动，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落在诊室门板的某个位置。
“吕正恒。”
他把这个名字从记忆里翻出来了。
瘦高个，厦门人，在柏林做麻醉访问学者，说话带闽南口音，术中习惯用左手推药。
“你现在回国了？”
“去年回来的，在上海瑞金。”
贺知舟把杯盖拧紧了搁在桌上。
“找我什么事？”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听得到医院走廊里推车经过的闷响，跟贺知舟这边的背景音如出一辙。
“贺医生，有些事情我想当面跟你说，电话里不太方便。”
“什么事？”
“关于那台手术。”
贺知舟的手指搁在桌沿上，没有收紧，但指腹按在桌面的力道重了一点。
那台手术。
不需要吕正恒说是哪一台，贺知舟知道。
2021年11月17号，柏林Charité大学附属医院中央手术室。
主动脉弓置换合并支架象鼻手术，全程体外循环，手术时间预估六小时。
患者术中出现不明原因的大出血，血速度远超术前评估，止血花了四十分钟，患者险些下不了台。
最终虽然救回来了，但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在ICU躺了三周。
那台手术之后，贺知舟被停了主刀权限，接受了长达两个月的内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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