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冬天带女儿去了一次阿尔卑斯山滑雪。
中间有一段话，字迹比其他地方更重，笔画压进了纸面里。
我知道您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您离开柏林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找了三年才找到可以转交这封信的人。
但请您知道，我活着，我的女儿还有父亲，我的妻子还有丈夫，这一切都因为您在手术台上的那三个小时。
最后一行字写得最慢，笔画间有墨水洇开的痕迹。
谢谢您，贺医生。如果您愿意，韦伯一家永远欢迎您来海德堡做客。
落款是约根·韦伯，日期是两个月前。
贺知舟把信纸翻回第一页，又看了一遍那些歪歪扭扭的中文字。
一个德国人花了半年学中文，就为了用中文给他写这封信。
他把信纸折回原来的折痕，塞回信封里，信封放进白大褂左边胸口的口袋。
口袋鼓了一小块。
王涛回来的时候端着两杯豆浆。
“贺哥，到底谁写的？”
“一个老朋友。”
“什么老朋友用快递寄信啊，打个电话不行吗？”
“他中文不太好，打电话说不清楚。”
王涛把豆浆搁在桌上，没再追问。
后面几天方晓雯注意到贺知舟白大褂左胸的口袋总是鼓着一小块，换了衣服也是，像每天早上会把那个东西从旧衣服兜里掏出来再放进新衣服里。
周五傍晚交班的时候她终于问了一句。
“你口袋里揣的什么，天天鼓一块。”
贺知舟的手指碰了一下胸口那个位置。
“护身符。”
方晓雯看了他两秒，没接话，转身去整理交班记录了。
护士站的日光灯管换过了新的，比之前亮了些，贺知舟胸口口袋的轮廓在灯光下投了一小片浅浅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