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悬了半天，最后还是退出了通讯录。
编码的事他得先自己查清楚再说。
人事档案的复印件被他翻回原样塞进抽屉里，那串数字记在预案文件的背面，墨迹还没干透。
他正准备起身去人事科调原始学历认证材料，桌上的座机又响了。
号码是外线，区号010。
“周建国。”
“建国，是我，沈正清。”
周建国的手在听筒上收了一下。
“沈教授，您好。”
“客气什么，上个月学术会上刚见过。”电话里的声音带着一点中年男人特有的沙，说话的节奏不紧不慢，“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公事，是私事。”
“您说。”
“知舟在你那儿吧？”
周建国的后背绷了一下，椅子弹簧被压出一声闷响。
“在。”
“我有个东西要转交给他。用快递太慢了，我托人带过去，今天下午应该到。一封信，你帮我转一下。”
“什么信？”
沈正清在电话那头沉了两秒。
“三年前柏林那台手术，你听说过吧？”
周建国没吭声。
“患者叫约根·韦伯，德国人，脊髓髓内肿瘤合并脑干压迫，术前所有的会诊意见都是不可手术。知舟上的台，做了三个小时。”
沈正清的声音停了一拍，像是在斟酌措辞。
“手术成功了，但后面发生的事你也大概知道。他没等术后观察结束就离开了柏林，走得很急。”
“这封信是那个患者写的？”
“韦伯去年秋天开始学中文，学了半年，亲笔用中文写的。他一直在找知舟，找了三年，辗转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周建国用笔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笔尖在末端打了个结。
“我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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