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冬天，像个吝啬的守财奴，攥紧了手里最后一点光和热。太阳是个虚弱的病人，刚爬上烟囱的顶端，就被风一吹，缩了回去。但兵工厂的车间里，却热得像个蒸笼。不是因为炉火——那些冶炼炉此刻大多沉默着，像一头头冬眠的巨兽——而是因为一个人，一个像投入死水、激起了惊涛骇浪的石子——秦康。
他像一颗刚刚打磨好的子弹，被推上了枪膛。自从他大刀阔斧地****生产线，将日产量硬生生提升了百分之三十，整个工厂的空气都变了味。工人们的眼神里，那种久违的生气，像冻土下刚刚冒头的草尖，虽然微弱，却顽强地透了出来，不再是那种待宰羔羊般的麻木；而各级头目们的心里，则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唯独没有淡定。有人看到了政绩，有人看到了威胁，有人看到了饭碗被抢，更多的人，则是在这突如其来的“效率”面前，感到了一种无所适从的恐慌。
表彰大会设在厂部大礼堂。那是一座典型的俄式建筑，穹顶高阔，带着一种异域的、颓败的华丽。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像一道道尚未愈合的伤口。空气里混杂着劣质烟草的呛味、汗臭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从地板缝隙里渗出来的陈旧机油味，这味道，是这座工厂的血液，也是它的诅咒。
秦康站在台上，身姿笔挺，像一棵在风雪中生长的青松。他今天特意穿上了那套藏青色的中山装，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透着一股子不容侵犯的严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反射着台上汽灯惨白的光，像两道冰冷的屏障，让人看不清他眼里的神色。他手里拿着一份讲稿，但他几乎没有看，只是偶尔瞥一眼，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像机床切削金属时发出的那种冷静、精准的声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穿透了礼堂里的嘈杂。
“……通过优化流水线布局，改进夹具设计，将原‘中正’式步枪的日产量提升了百分之三十。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意志的胜利。在总司令‘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我们兵工人，当以此为新起点，再接再厉，剿匪戡乱，以慰蒋总裁之殷切期望……”
台下响起的掌声，是稀稀拉拉的，像一阵不情愿的雨点。这掌声里，有真心佩服的，比如那些被繁重劳动压得喘不过气的老技工；有敷衍了事的，比如那些只会做官样文章的行政官僚；也有冷眼旁观的，比如坐在角落里的张丽，她的眼神像手术刀一样，在秦康的脸上划过，寻找着任何一丝可以下刀的缝隙。厂长王捷坐在台下第一排，胖乎乎的脸上堆着笑，那笑容油腻得像他身上的猪油。他一边鼓掌，一边用余光扫视着全场，像一只看守着食槽的肥猪，警惕着任何可能来抢食的同类。秦康的功劳越大，他的政绩就越显赫，但与此同时，这光芒也越可能灼伤他的眼睛。
在礼堂的最后一排，最不起眼的角落阴影里，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他穿着一件油乎乎的黑色棉袄，那棉袄的颜色，和地面上的油污几乎融为一体。袖口磨出了白花花的棉絮，像冬天里没来得及融化的残雪。脚上是一双用废旧轮胎皮和麻绳缝成的“片儿鞋”，鞋底厚得夸张，走起路来悄无声息。他缩在椅子里，背驼得很厉害，仿佛一颗被霜打蔫了的核桃，随时会从椅子上滚落下去。这就是高飞，厂里的清洁工，秦康的“上级”，代号“财神”。
此刻，高飞那双浑浊的老眼，正死死地盯着台上的秦康。他也在鼓掌，手掌拍得又慢又轻，像在给一具尸体入殓，那声音几不可闻。但他的心里，却在翻江倒海，骂声一句接着一句，像一串串从枪膛里退出来的哑火弹，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
“小兔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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