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康就是在这个时候下车的。
这一“下车”，在后来很多年里，成了他午夜梦回时反复咀嚼的一个动作。那不是简单的脚踩实地，更像是一种坠落——从一种虚妄的安全感里，坠入真实的深渊。在柏林，下车意味着走进恒温的实验室，空气里是过滤后的洁净，指尖触碰的是精密仪器的金属凉意；在延安，下车意味着跳进黄土飞扬的沟壑，迎接他的是同志们带着炭火味的热烈握手。而在这里，在哈尔滨，在这座半死不活的兵工厂门口，下车意味着一种撕裂。他站在卡车的踏板上，那只擦得锃亮的意大利皮鞋悬在半空，迟疑了那么一秒。这一秒，在旁人看来或许是留洋博士的矜持，或许是对这片苦寒之地的厌恶，但在他自己心里，那是一种生理性的本能抗拒。不是怕高，也不是怕滑，而是那股气味。
一股混杂着机油、铁锈、还有淡淡血腥味的气息，像一只无形的、冰冷的手，猛地攥住了他的胃，又顺着食道往上爬，掐住了他的气管。这味道，他在柏林西门子实验室里闻不到，那里只有酒精消毒水和机油的味道，冰冷、洁净，带着一种理性的秩序感；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也闻不到，那里只有干燥的黄土和炭火的味道，朴素、温暖，带着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这是东北特有的、属于战争与工业的死亡气息。这味道钻进他的鼻孔，带着一种陈旧的、腐败的甜腥，顺着气管滑进肺里，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像是吞下了一口带着铁锈味的冰碴。这口冰碴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呕吐感，但他死死忍住了。作为“秦总工”，他不能吐，哪怕胃里翻江倒海，他也要把那口秽物咽回去，连同那份刚刚升起的恐惧一起，压进肚子里最深处。
他披着一件略显宽大的英式风衣，那是临行前组织上特批的“行头”，为了符合他“留德博士”的身份。这风衣，是他在柏林的盔甲，是他自信的来源，是他与那个肮脏世界之间的一道屏障。可在这里，在这漫天的风雪中，它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脆弱。寒风像无数把锋利的小刀，轻易地穿透了风衣的缝隙，贴在他单薄的西装上。风衣在风中猎猎作响，像一面旗帜，一面宣告着“我来了”的旗帜，也是一面吸引着子弹的靶旗。下摆拍打着他的小腿，发出噼啪的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厂门口显得格外刺耳，更显得他身形挺拔，却也让他像个误入狼群的孔雀，只顾着展示自己美丽的羽毛，却不知自己早已被群狼包围，那些贪婪的目光正在他身上逡巡，盘算着从他身上能榨出多少油水。
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这眼镜在柏林是学识的象征，是精英阶层的标配，在这里却成了唯一的屏障，隔开了他与这个肮脏的世界。镜片后的目光，冷静、锐利，甚至带着一丝傲气。这傲气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他在柏林的实验室里，在精密仪器和严谨逻辑中磨砺出来的自信。他习惯用数据说话，用公式推导，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有最优解。他扫视着眼前这座残破的巨兽——原满洲兵工厂。大门上的膏药旗被粗暴地扯了下来，留下斑驳的木茬和几根断裂的铁丝，像一道尚未愈合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渗出黑色的脓血。围墙多处坍塌，露出里面错综复杂的管道和锈迹斑斑的机床轮廓，那些管道像裸露的血管，在寒风中僵直；那些机床像残缺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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