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薛朗收到了刘建军从哨所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杂音比上次小了一些，刘建军的声音清晰了不少：“薛朗同志，两棵沙柳今年春天的芽发得比往年多。王副排长说老树的枝条比去年长了半米左右，新树追上了老树的树冠，现在两棵树的枝条完全叠在一起了，从远处看像一棵特别大的树。我把两棵树的树干各量了一次——老树已经拳头粗了，新树也快赶上了。“
薛朗握着话筒听完了这些。他想象着哨所门口那两棵树在春日的阳光里站在一起的样子，枝条交织着向同一个方向伸展，在风里翻动着同一片绿。“你帮我在两棵树中间拍张照片寄来。我放在玻璃板底下，跟以前的照片放在一起。“
“好。我拍了就寄。“
挂了电话之后薛朗坐在窗前，看着窗外喀什的白杨树在春风里翻动着新叶。他把刘建军说的“像一棵特别大的树“那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翻开笔记写了下来。
四月初薛朗利用一个周末做了信件整理。他把铁盒里这些年积存的所有信按时间顺序重新排了一遍，从最早的红其拉普通信到最近的郭胜豪从南疆寄来的那封信，排了满满一桌。他坐在桌前按年份分类，每一年的信叠成一摞，用纸带扎好，在封面上写了年份。
分到1980年那摞的时候，他看见了郭胜豪第一次从医务室寄来的信——字迹歪扭，信纸折痕很重，里面还夹着一片随便压了一下就寄出来的胡杨叶。他打开来读了一遍。信里写着“朗哥我好了就回去“和“你写的馕那段我看了很多遍“。薛朗把信纸折好放回原处，用纸带扎紧，然后继续整理后面的年份。
分到1985年那摞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封之前没特别注意的信。刘建军寄来的，信纸上方那幅两棵树的简笔画还在——树干一粗一细，树冠之间的波浪线连接着。他把那幅画剪下来单独夹进了笔记本里，然后把剩下的信按顺序重新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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