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书架的第二层。他坐在桌前把那封来信又看了一遍，然后翻到笔记本最新一页写下日期和一行字：“1982年11月，《站在山口的人》入选初选。明年春天可能跟采风团走一趟西北边境。也许能回到红其拉普看看。“
窗外喀什十一月的暮色收拢得很快，从深灰到墨色只用了不到半小时。薛朗开了台灯，光聚拢在桌面中央形成一圈暖黄的圆。他靠着椅背发了会儿呆，目光落在书架两本书之间的空隙上——窄窄的一道，刚好能插进一本书的厚度。他在那道空隙上停了一会儿，伸手把那两本样书往左右推了推让空隙变成均等的宽度。然后他收回手，关了台灯，在黑暗中坐着听了一会儿窗外稀疏的风声。风声跟红其拉普的比柔和了太多，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柔和，不再觉得缺了什么了。他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路灯在夜雾里笼着一层毛茸茸的橙黄，街上空无一人。他隔着窗户玻璃看了一会儿那些安静的光，然后拉好窗帘回到床前，躺下来裹紧了被子。
十二月初，评选结果公布了。薛朗是在赵明远的办公室看到的通知公文，赵明远把文件递给他时脸上带着那种“你自己看吧“的表情。公文的用词正式而克制，但核心信息清晰明确：《站在山口的人》获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名单列在散文纪实类目下的第二位，奖级为二等奖。
薛朗把公文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回头，确认了两次奖项名称和作者姓名。他把文件轻轻放回赵明远桌上，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窗外的喀什冬日光线白亮而清冷，照在桌面上的文件纸上泛着柔和的反光。他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没有多余的话，只是把桌面上几份简报整理好放进文件夹里，把笔筒里歪了的那支笔扶正，然后继续当天的日常工作。
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他脚步平稳，跟平时一样的频率和幅度。但推开宿舍门之后他在门边站了两秒，目光落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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