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书来“，可能是想让他把新书写完那本也带过去看，也可能只是想让他带着那本《红其拉普的信》来，在开花的院子前面翻一翻。他还没确定是哪一种，但两种他都准备好了。
六月末郭胜豪又来信了。信封鼓鼓囊囊的，拆开来除了信纸还掉出来一小袋干枣。信上说营区外面的核桃树今年挂果特别多，青绿色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等秋天熟了给你寄多些“。干枣是营区后面的白杨树下捡的，“今年春天种了几棵枣树苗，不知道能不能活，这包是买的，别介意“。
信的正文还说了一件事：“朗哥，我前几天被调到了阿克苏边防支队的新兵连去带新兵。自己也才刚满二十岁就要带别人了，心里没底。但排长写信跟我说'你会的'，我就硬着头皮上了。那些新兵比我来阿克苏的时候还小，有个娃娃脸的每次点名都站错位置，我帮他纠正了三天才改过来。朗哥你那时候带我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薛朗读到“我帮纠正了三天才改过来“的时候笑了一声。他给郭胜豪回信说：“你带新兵比我有耐心多了。我记得我刚到哨所的时候路都走不好，你们谁也没有嫌我慢，就等着我慢慢跟上。你现在带新兵也是一样——不用急，让他们慢慢走，走错了你拉一把就行。你在新兵连当班长了？班长是管饭的还是管训练的？你给新兵们烤馕了吗？“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薛朗忽然想到——郭胜豪居然已经二十岁了。从他十五岁在雪地里趴在马背上中弹那年到现在，五年了。当年那个抱着《红高粱》稿纸追着他问“高密乡在哪“的孩子，现在已经在XJ南疆边防上当新兵连的班长了，要纠正别人站队的位置、教别人瞄准的姿势、帮别人在夜里盖好滑落的被子。时间在他身上走得悄无声息，等回头看的时候已经是一截厚实的年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