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的那天早晨王宗汉把一包东西塞进他的包里，外面裹着旧报纸，捏着硬硬的，闻起来有一股咸香。“晒干的野蘑菇，去年秋天周海采的，一直没舍得吃。你带回喀什炖汤用。“薛朗把包背好，在院子里站了站，环顾了一圈——两间平房的烟囱正冒着炊烟，沙柳在晨光里矮矮地立着，院子里的地面被扫得干干净净。他拉上车门的时候对送他的周海说“冬天再来“，周海挥了挥手说“冬天路难走，你来了多住几天“。
车下山的时候晨光正从东面翻过山梁照在公路上，薛朗望着前方被照亮的土路想，他每次来红其拉普都在告别的状态里，但每一次告别之后还会再来。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循环的回音壁——每喊一声都能听到回响，每一次离开都因为知道还能回来而变得轻盈。他把车窗摇下来一些让十月的风吹在脸上，冷的、干净的，夹带着枯草和融雪的气味。他迎着那阵风坐了一段路才把窗关上，靠在座椅上闭了眼。
十一月薛朗开始着手准备新的创作计划。那本《红其拉普的信》出版之后的反馈超出了他的预期——陆续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有边防战士写来的，也有地方上的读者，都说那些信“让人想往边疆看一眼“。赵明远在一次会议上提了一句“薛朗同志的作品产生了社会影响“，那句话说得很平淡，但薛朗听出了其中的分量——他的字已经从哨所的稿纸进入了公共视野，在被人阅读、讨论和记住。
他在笔记本上列了一个新提纲，篇幅预计比《望山的人》长一些，主题暂定“边防三代人“。他想写从张德山那代到钟启东这代再到郭胜豪这代，三辈人在同一片边境线上的不同活法。每代人面临的处境不同、选择不同，但都站在同一道山脊线前面。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做采访笔记，通过电话和信件跟钟启东聊张德山的往事，跟郭胜豪聊他集训期间学到的那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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