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在信纸的往来里一天一天走过去。薛朗的工作和写作都保持着稳定的节奏，每天的量不大，但细水长流从不间断。《望山的人》写到三万字的时候人物和事件已经足够多了，他开始尝试把散落的情节像编筐一样收拢起来，让线头回到一处。每天收工前他会把当天的段落通读一遍，觉得行的就保留，不行就删掉重写，有时候一整天只改了五百字，但改完之后那些字会坐得更稳当。
三月底的一个周末，薛朗收到了BJ总政治部的正式函件：《红其拉普六人像》已通过《边防文学三十年选》编委会终审，确定收录入书稿，拟于今年内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函件末尾邀请他于今年六月赴BJ参加边防创作座谈会，交通住宿由总政治部安排。
薛朗把函件读完之后在书桌前坐了很久。窗外的树枝上传来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阳光照在桌面上把函件的纸面照得发白。他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他的文字从红其拉普的煤油灯下开始，穿过喀什的桌案，越过了BJ的编辑案头，最终要落进一本正规出版物的纸页里。那些刻在岩壁上的名字、蹲在河沟边捞糖纸的背影、灶台前擀面的双手、山口处站成一棵树的人，他们的影子会被印在书里，被更多的人读到、记住。
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条链子上的一节，前后都是别人——前面有张德山、钟启东、王宗汉他们用脚踩出来的路，后面有李建国、那位副刊编辑、赵明远他们用手接过去的纸。他在中间那段，不早不晚，恰好把前后两半连在了一起。
那天下午他带着这封信去了一趟喀什郊外。站在去年秋天站过的那片冬小麦田埂上，地里的麦苗已经返青了，绿油油的铺了满眼。远处的地平线跟去年一样低，但天比去年蓝了一些，云更高了。他站在田埂上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再折好放回口袋，然后沿着田埂慢慢走了个来回。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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