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他向赵明远提了一次关于“回红其拉普哨所长期蹲点创作“的想法。赵明远听完沉吟了片刻，说这件事得报上去批，但不是没有先例，“总政治部去年就提倡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你本身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回去蹲点符合方向“。他让薛朗先写一份申请报告，说明蹲点的计划和预期成果，他负责往上递。
薛朗花了一周写那份报告。他写得很实在——计划用三个月时间，跟哨所战士同吃同住同巡逻，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组六到八篇的边防人物短篇系列，每篇聚焦一个人物，写他们的来处、守处和归处。报告末尾他写了一句：“我了解那里，那里也了解我。有一种写作只能在那里完成。“
报告交上去之后进入了等待期。薛朗没有干等，照常上下班写东西，把《三盏灯》又润色了一遍寄给了《解放军报》的那位编辑。他每天傍晚会在院子里走一圈，看着白杨树从嫩芽长成绿叶再长成浓荫，篮球场上打球的人从穿外套换成了穿短袖。夏天在喀什一点点地推进，像一支稳健的箭朝着某个目标缓慢飞行。
五月底的一个傍晚，薛朗接到了来自塔县军部的电话。不是公事电话，是王宗汉从哨所值班室打来的，说是趁着信号好赶紧说几句话。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听着有点远，但笑得敞亮：“薛朗，跟你说件事——老钟昨天批了假，下个月要去一趟喀什。他媳妇儿身体不大好，他回去照看几天。到时候你俩见个面，他让你别买什么东西，就请他吃顿饭。“
薛朗握着话筒愣了两秒，然后应了。挂了电话之后他坐在宿舍里想了半天——钟启东要下帕米尔了，那个在红其拉普蹲了十一年的排长要下山了，哪怕是暂时的，也让他心里像有一块石头被挪动了一下。他想起钟启东在库房煤油灯底下说的那几句“走不了“——这次的假他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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