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他坐在巴扎边上一家面馆吃拉条子。面条筋道，西红柿炒蛋浇头酸咸得恰到好处，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烟火气。薛朗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看着窗外街上的人流——穿彩色裙子的妇女、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追着皮球跑的小孩、蹲在墙角晒太阳的老人。这些人生活在离红其拉普三百公里远的地方，过着他从前熟悉的那种“正常“的日子，买菜、做饭、上班、放学，柴米油盐，琐碎而踏实。
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个探头的矿工，从黑漆漆的巷道里冒出来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然后又得缩回去。但这个念头没有让他沮丧，反而让他更清楚了自己要往本子里写什么——那些巷道里的人和事，那盏挂在风雪里的灯，那棵歪着长的沙柳。外面的世界当然好，但能让他坐稳了写东西的那种劲儿，只有在那两间小平房里才聚得起来。
当晚他回到招待所，同屋的两个教师已经睡了，铁路工人还在走廊里抽烟。薛朗坐在床边没开大灯，就着床头一盏小台灯翻出本子，把这两天听到的、看到的零零碎碎记下来。写到晚上十点，他合上本子关了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窗外偶尔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响，又渐渐远去，归于沉寂。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躺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反复浮起同一个画面——哨所值班室的炉火，橘红色的，一跳一跳的，把所有人的脸都映得暖洋洋的。他翻了身，把被子裹紧，嘴角弯了一下，慢慢睡着了。
回程的车比来的时候慢。路上一段出了事故堵了两个小时，车厢里闷热难耐，薛朗把车窗摇到底，风卷着沙尘扑在脸上他也不在意。旁边的老大爷又在分苹果，这次是甜的，薛朗接过来咬了一大口。
终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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