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你那千五，我记了四年，连本带利还清的那天，你退回一半红包，说利息收了情不能全收。这道理我记到现在：钱过了手，得清。“
舅舅沉默了。他这辈子没读过几本书，可他认得“清“字。外甥说的“清“，他懂。
“你真想好了？“老人最后问。
“想好了。撕账本那夜就想好了。“
舅舅站起来，背着手在院里走了两圈，又回来，把那根没点的烟从膝头捡起，重新夹回耳朵上。“你从小到大，主意比谁都正。我拦不住。“他顿了顿，“可你记着——这世道，肯往外掏钱的，不是傻子就是圣人。你别让我外甥当傻子。“
“不当傻子。“陶爱民也站起来，把清单收好，“舅，过两天我还来。这趟，得跟你把账，一笔一笔，说清楚。“
他走出院门，日头偏西。身后舅舅站在门槛上，没再说话，只把那根没点的烟，又往上推了推，像要把什么话，连同那点烟，一起夹住。
陶爱民沿着河堤走了二里地。风把麦浪吹得一层层倒，像谁在远处翻一本大账。他想起舅舅那句“钱是辛苦的影子“——这影子，他自己的三百六十万也有。商铺的影子是火车硬座上的灰，滩涂的影子是荒草里的沙，定期的影子是提前支取时少进的那两千六利差。每一笔都带着来路，带着汗，带着“清“字。舅舅教他的那个“清“，他这辈子头一回，要用全部身家去兑现。
前世那颗两万块的种子，长成了全省最高的位置，也长成了监狱里的诊断书。这一世他宁可把种子按回土里，连芽都不发。不是怕穷，是怕那个“再拿一点“的念头——他太知道，念头一旦长了腿，人就追不上了。
河堤尽头，日头落进麦田。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清单，忽然觉得轻了些。三百六十万散出去，背上反而卸了块石。那块石，前世压了他半生，这世他要在还没压上去的时候，先搬走。
下一站，得跟周文远说。那个跟他算过十一趟、记了三个本子的人，最认“账要平“三个字。这笔账散了，得让周文远亲手核过，才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