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陶爱民看着老人的眼睛，“进体制前，名下一分不留。这一步走歪了，后头三十年都歪。“
他说这话时，脑子里浮起前世第一次伸手的情形。那回有人把两万块塞进他抽屉，他推了半下，没推开，后来就习惯了。再后来，抽屉变成了保险柜，保险柜变成了账户，账户变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团。他见过那颗种子长成的模样：先是信封，后是存折，再后是账上怎么也算不平的一团。每一次伸手，都比上一次容易一点；每一次容易，都离“自己“远一点。等他站在全省最高的那张椅子上，回头一看，底下站着的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肯为一户娃的书蹲半夜的陶爱民了。那一跤摔得狠，摔醒了，也摔没了。这一世，他要在种子发芽前，连土一起刨了。
舅舅在他对面坐下，良久，问：“你跟我说这些，是怕我拦你？“
“不是怕拦。“陶爱民说，“是得跟你交代。当年借我四千二起家的，是你；后来追加两万、没立借条只要了利息的，是你。这笔买卖，你是最早的合伙人。我散，不是不认你，是这条路，只能我一个人走。“
“一个人走？“舅舅冷笑，“你前面十一趟，哪一趟少了我那两万撑的底气？“
“所以更得跟你说清楚。“陶爱民把清单翻到背面，那是他一笔一笔记的来路。他说得慢，每一笔都带着画面：商铺十七间，头一年收租，十七张汇款单钉在墙上，他一张张数，像数自己跑过的十一个省；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他只去过一次，荒草比人高，风一吹全是沙，可他认准那片地将来的用处，咬牙留着；一年定期一百九十万，提前支取三十万付厂子参股时，利差一年少进两千六，他眼皮都没眨——那时他就知道，有些钱，花在刀刃上比躺在存折里值；借给卫东的二十万，立了据，月息一分；同福糕点厂十万，两分成利；罐头厂那笔，投了十八万追回来八万五，净亏九万五——那回他守规矩，对方不守，吃了哑巴亏，他认。
“你看，“他指着那些字，“每一笔我都记得怎么来的。干净的钱，干净地来，也得干净地去。舅，你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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