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都落空。他不想给自己留那种遗憾。
他把清单折好，塞进那个牛皮纸袋。袋里还有股东代码卡注销回执、商铺租契、罐头厂收条、东方实业的签收本。一样一样，都是他这两年攒下的“痕迹“。清零那天，这些痕迹，得有个去处。
窗外蝉开始叫了。毕业典礼定在七月头上，分配方案六月中下旬下来。他给自己留的时间，不多。
他想起撕账本那夜。七页纸算的是“我买不买得起“，撕了，是因为买不起。可买不起厂，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二十七万帮了一百八十户一年，是能做的；进体制去推那个“法子“，是更该做的；而这三百三十多万干干净净归零，是必须做的——为了不变成前世那个人，也为了将来站在那个位置上，腰杆是直的。
父亲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三层胶。他这辈子大概带不走那块牌子，可他能把“让这样的手有活干“这件事，带进体制里去。
苏晓晴那句“别把自己算丢了“，和父亲的“手在活就在“，其实是一句话的两头。他进体制，是为了让更多的手有活干；可若把自己算丢了，那双手，也就没了主心骨。
他摸了摸窗台那两棵桃苗。新叶舒展开了，绿得扎实。苏晓晴说账要平苗床也要平，他这人本分，倒比苗床更难平——前头是父亲那样的手要顾，后头是苏晓晴那样的人在等，中间还夹着三百三十多万的干净去向。
六月的风，很快就会吹到。清单上的人，他要一个个去谈。公证处的门，他迟早要进。
而那个“让能救厂的规矩早几年立起来“的念头，从撕账本那夜起，就钉在了他要走的那条路的最前头。
他合上袋口。牛皮纸袋沉甸甸的，装的不是钱，是他这两年攒下的全部痕迹，和一份不肯含糊的干净。
离六月三十日，还有四十来天。四十天，说长不长。可要把三百三十多万交代得清清白白，四十天，刚刚好——不赶，也不拖。他这辈子最怕的，从来不是没钱，是钱到了手，人却守不住。这一回，他要把“守不住“三个字，从自己身上彻底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