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也得干净地去。
他太知道前世那两万块的教训。手一伸，就守不住。所以给自己划了死线：进体制前，名下一分不留。
可真正难的，不是“留不留“，是“怎么交出去，交得清清白白“。
他前世见过太多“捐赠“变成利益输送的戏。钱出去了，名留了，账却经不起查。这一回，他不能重蹈。得有人见证，得有法律文书，得每一分都说得清来路、去路、用途。
他想了想，要谈的人有四个。
舅舅杨立冬。当年借他四千二起家，后来追加两万，是这趟买卖最早的合伙人。三百六十万怎么散，得先跟舅舅说清楚——不是请示，是交代。舅舅问“你留一千万谁能说你什么“，他得答得回去。
周文远。粮站世家出身，跟了他一路算账，三个本子、十一趟、认购证、国债，没有周文远的数字，他走不到今天。这笔账散了，得让周文远知道，不是不信任，是这条路只能他一个人走。
李正律。法学院同窗，当年模拟法庭上他说“等你当了官，我第一个来查你“。将来若有人要查这笔钱的去向，李正律就是那个查的人。得让他从头到尾看明白，经得起查。
还有一位，大学里的导师。论文落地的人，也是看着他从“倒腾价差“转到“想弄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分钱“的人。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导师比谁都清楚他为何要走。
四个人，四场谈话。每一场，都是一次把“干净“二字，钉死在纸上的过程。
他盘算过顺序。先跟舅舅谈——老人家攒了一辈子钱，最听不得“散“字，得让他明白，这不是败家，是归位。再跟周文远谈，周家是粮站世家，最讲“账要平“，这笔账散了，得让周文远亲手核过，才肯信。然后找李正律，走法律文书那套，公证、代持、捐赠，一步不能省。最后见导师，把这条路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说一遍——导师若点头，他这辈子就不慌。
这四场，没有一场好谈。可正因不好谈，才得谈。前世他见过太多人，钱临到头了，要么舍不得，要么交得糊涂，最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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