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陶爱民在家待了十来天。二十七万送出去那夜，他睡得比年前踏实些。
父亲还是话少。初十往后，厂里零星的活不多，他每日清早去车间转一圈，回来把那双劳保皮鞋擦了，坐在门槛上晒太阳。陶爱民帮他劈柴、挑水，爷俩不怎么说话，可空气里不冷了——年前那种“章能顶馍馍吃“的硬，软下来些。
有天傍晚，父亲把那只铝饭盒搁在桌上，忽然问：“你往后咋办，想好了没？“
陶爱民知道他问的是毕业。他嗯了一声：“想好了。进体制内干。“
父亲没抬头，手里的鞋刷停了：“公家人？“
“算是。“
父亲把鞋放下，端起缸子抿了口：“你爷那辈，盼着后代跳出农门。我这辈，也这么盼。你考上东大那年，我喝多了，你记得不？“
“记得。三桌酒。“
“现在看，你比我想的走得远。“父亲顿了顿，“可公家人不好当。厂里头那些坐办公室的，我见得多了，有的真替工人说话，有的——“
他没往下说，摆了摆手。
陶爱民在他对面蹲下，看着那双劳保皮鞋。鞋底纳得密，鞋帮洗得发白，是母亲早年做的。他忽然想起，这双鞋是他考上东大那年，母亲连着三晚就着煤油灯纳的，鞋底针脚比厂里的图纸还齐。父亲穿了四年，底没开胶，帮没破，只是白得更透了。
“爸，我进体制，不全是为了跳出农门。“
“那为了啥？“
陶爱民想了想，没说那七页纸，也没说撕了的账本，更没提二十七万。他说的是另一句，平平的：“我算过一笔账。像您这样的厂，全国多的是。光靠一个人掏钱，救不回来。得有一套让厂自己能转起来的法子，早几年立起来。“
父亲没听懂，可听出分量。他看着儿子：“你说的那个法子，是上头定的？“
“得有人去推。“陶爱民说，“我进去了，就干这个。“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点点头，把鞋拿起来，用袖口把鞋尖又蹭了蹭：“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
这句话，父亲说完自己都意外。他一辈子不会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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