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爱民看见他往三轮车斗里塞了两瓶酒，说是去邻县农机站拜年拉活。大厂不兴这个，大厂的活，是计划下指标、供销科坐等接单，等来的。一个“等“字写下来，就是坐着等死。
他站在院里，看了很久。八个人的小公司，转得动；两千多人的大厂，转不动。转不转得动，和大小没关系，和有没有活有关系。
回家的自行车上，他想起前世看过的一份材料：那几年，像红星这样的老厂，全国成百上千家，靠输血活着的，没一家真活成了。血抽干的那天，照样停。一个厂子的命，不在厂长兜里那点钱，在它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信它能活。这两样，钱买不来。
他也见过反过来的一回。前世有座城，老纺织厂快死了，市里没注资，反倒放了条规矩：允许厂子把闲置厂房租出去，工人们自己组队接外贸订单，税收上给三年宽限。头两年也难，第三年活就回来了，两千多人没散。那回他记了句话：救厂的不是钱，是让钱和活能碰上面的那道缝。
夜里，他把自己屋的灯拧亮，铺开纸。这回不是算自家的账，是算红星厂的账。
能凑的数字，他从老钱、从父亲、从齐师傅嘴里一点一点拼：全厂两千一百人，人均月工资两百六十，一年工资六百五十五万；养老金和医疗，按工资四成估，一年二百六十万。这两样往少了说，一年也得九百多万往外走。还有工龄补偿，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光这一项就是上千万，一次性的。
他把自家的家底盘了一遍，写在纸边上：商铺十七间，一百零二万，收着租；云州滩涂三百四十亩，三十万，荒着；一年定期，一百九十万，那是留着毕业前清零的垫底钱；借给卫东的二十万，立了据，月息一分；罐头厂那笔投了十八万，追回来八万五，净亏九万五；同福糕点厂十万，两成分利，还算顺。全算上，能动的不能动的，拢共三百六十万出头。这数他熟，五一章里自己算过。
三百六十万。
他想起父亲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了三层胶。三百六十万，够买多少块这样的工牌？够买下整个红星厂吗？
他把三百六十万写在那堆数字底下，像往大江里扔了块石头。
三百六十万，除以九百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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