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正面印着“红星机械厂“，中间一行字：八级钳工。盖着红章。边角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层，磨得发亮。
“八级，省里盖过章的。“父亲把工牌捏在手里，拇指蹭了蹭那层胶，“全厂就三个八级，齐师傅一个，我一个，还有一个老的马师傅，前年走了。“
“您这工牌，比我学生证结实。“
父亲难得笑了一下，很快收住：“结实管啥用。厂子要黄了，这牌子就是块硬纸板。“
这句话父亲说完就后悔了，抿着嘴不吭声。陶爱民也没接。
回家的自行车上，父亲又成了那个话少的人。风大，他弓着背蹬，棉帽耳扇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陶爱民跟在后头，看着父亲弓着的背，忽然觉得那块工牌的分量，比他揣过的任何一张存单都沉。
夜里，母亲在灶间拉风箱，父亲在里屋。陶爱民端了碗热水进去，看见父亲坐在黑地里，手里攥着那块工牌，正拿袖子一下一下擦。
“爸。“
“嗯。“
“厂里真有那么难？“
父亲停了手。黑暗里看不清脸，只听见工牌被攥得咯吱一声。
“难。“停了很久，“可赖不着谁。厂子是自己病的。“
“那……要是真到了那一步，您这双手，还能干点啥？“
父亲没立刻答。过了半晌，他把工牌塞进枕头底下，声音平平板板：
“我师父教我的，除了这双手，啥也没有。手在，活就在。“
陶爱民退出来，带上了门。
他在自己屋里坐到后半夜。台灯底下压着昨夜那几页纸，“红星厂：二千一百人“那行字还在最上头。他拿起铅笔，在旁边添了一行：
私财几何？
笔尖停住。他想起自己定的死线——一九九四年六月前，名下资产全部处理干净，干干净净进体制。那是他前世用三十七年换来的教训：手里攥着钱，人就守不住。
可眼下，父亲攥着的，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工牌。
窗外风停了。他吹了灯，在黑里睁着眼，听见父亲那句“手在，活就在“在脑子里转。
天快亮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去看一眼，自己手里的钱，到底能换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