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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卖出，他都在蓝皮本子上记一笔。数字一行一行往下排，像台阶。
每次打电话给吴经纪人，他都去学校传达室。传达室的大爷认识他了，看见他来就指指最里面那台电话：“打长途的，右边那台。“电话费五毛三分钟，超时另算。他每次都不超过三分钟。指令简短，不废话：卖多少股，什么价位以上，什么时候出。吴经纪人问要不要看看盘再定，他说不用。看好就出，不看好就不出。看什么盘。
周文远偶尔会问：“今天又卖了？“
“卖了。“
“多少钱？“
“记着呢。“
他不报具体数字。不是不信任周文远，是习惯。钱的事，越少人知道具体数目越好。那个念头又自己冒上来——他见过太多因为露富而出事的人。九十年代的几百万，跟后来的几千万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消息传得快，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麻烦就跟着来了。
到11月中旬，手里还剩一万股。
这时候上证指数已经过了1450点。报纸上的声音越来越乐观。有人写文章说“牛市刚到半山腰“，有人预测春节前能到1600。吴经纪人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陶先生，最后这一万股，我建议你再拿一拿。现在每天都在涨，一天一个价。“
陶爱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
“吴叔，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你觉得这个市场，会一直涨上去吗？“
吴经纪人没吭声。
“我是说，永远涨，不停。“
“那……不会。“
“那就行了。“陶爱民说，“最后一万股，这周出掉。“
11月20号，最后一批。一万股，均价36.8元。到账36.8万。
九万股全部清仓完毕。总卖出金额：
61.6万 + 48.75万 + 51.3万 + 71.2万 + 37.1万 + 36.8万 = 306.75万。
均价约34元。
陶爱民把最后一笔数字写进蓝皮本子，放下铅笔，合上本子。封面是深蓝色的布纹，边角已经磨毛了。
他没有卖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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