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陶爱民开始卖股票。
不是一次性卖。九万股，一口气砸出去，盘子上看得到，价格会被自己压下来。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是身体里刻着的本能。大单出货要分批，每批不超过两万股，间隔三到五天，让盘子自己消化。
涂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海本地的经纪人，姓吴，四十来岁，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个门面，专门帮人跑交易所。涂老板在电话里说：“老吴从上交所开张那天就干这行，靠得住。手续费千分之五，跑腿费另算。“
陶爱民把第一批两万股的指令传过去：卖。能卖多少卖多少，不限价，但别低于三十。
吴经纪人回话很快：“今天开盘三十一块二，我帮你分三笔出，均价三十块八。“
第一批，两万股，30.8元。到账61.6万。
陶爱民在蓝皮本子上记下日期、股数、价格、金额。字迹工整，一笔一画。
第二批在国庆节后。国庆那几天他没闲着，在图书馆翻了三天报纸，把上海各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全看了一遍。股价还在涨。豫园商城突破四十块，延中实业到了三十六。报纸上说“金秋行情“，有人喊“沪指年底见一千八“。
10月8号，他让吴经纪人出第二批。这回卖了一万五千股，均价32.5元。到账48.75万。
10月的校园比夏天更躁。新学期开学了，消息传得更快。经济系有人办了个“股票沙龙“，每周三晚上在阶梯教室碰头，交流行情。赵红军是积极分子，每次都带一份手抄的行情表。他逢人就说：“指数年底到一千八，稳了。“
陶爱民没参加过一次沙龙。他照常上课、去报刊室、回宿舍记账。该卖的时候打电话，不该动的时候不动。
“价格在往上走，“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你确定不等一等？再过两周，可能更好。“
“不等了。照计划卖。“
第三批，10月中旬，一万五千股，均价34.2元。
第四批，10月底，两万股，均价35.6元。这一批出的时候，吴经纪人在电话里说：“今天盘面很活跃，买单排了好几排。你的两万股分五笔出的，没砸动价格。“
第五批，11月初，一万股，均价3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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