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头底下还压着另一张纸条，5月20号晚上写的，字迹泛黄：5月21日不卖。5月25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他没撕掉那张纸条。留着它，提醒自己：他不是不会错。他也会判断失误，也会有看不清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报刊室的人越来越多。不光经济系的，法律系、中文系的也来了。有人看报纸，有人来聊天。话题十有八九绕到股票上。走廊里、食堂里、操场上，到处有人议论指数涨了多少点，谁谁谁赚了几千块。
赵红军真的去了上海。三人凑了六千块，坐绿皮火车去开了户。回来时红光满面，说买了一只新股，三天涨了百分之十五。
“六千变六千九了。“他在走廊里嚷。
陶爱民从旁边经过，没吭声。
六千九。扣掉来回车票、开户费、过户费，净赚不到八百。三人分，一人两百多。赵红军觉得这是大生意。陶爱民知道这是学费。
这笔学费后面变成多少，取决于赵红军什么时候走。走早了算他命好。不走——他见过太多不走的人。
8月底，上证指数突破1400点。报纸上开始出现“牛市“两个字。有人预测年底能到1800点，有人说能到2000点。
整个夏天，陶爱民没动过手里的股票。九万股，纹丝未动。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卖，他说：“还没到时候。“
有人问他还涨不涨，他说：“我看不懂。“
所有人都觉得他变了——三个月前那个算得精准的陶爱民，怎么突然缩手缩脚了？赵红军在食堂里跟人说：“他啊，钱多了反而怕了。穷人翻身，手软。“
这话传到陶爱民耳朵里，他笑了笑，没接。
周文远替他不平：“赵红军懂什么？他六千块钱就算赢了？“
“他赢了。“陶爱民说。
“他赢什么了？“
“他赚了两百块，他很开心。这就是赢了。“陶爱民把饭盒里的青菜扒完，“每个人挣自己能挣的钱。他挣他的两百块，我等我的机会。各走各的路。“
周文远不说话了。
9月1号开学。陶爱民报了到，交了学费，领了新课表。经济系二年级的课排得紧——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原理、会计学基础、统计学。他每门课都去上，坐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记笔记。
没有人知道他手里攥着将近三百万的资产。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一个日子。
9月。第三轮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