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一股不卖。
9月。第三轮摇号。中签三百零二张，全部卖出。一百二十万零八千。还清借款。
10月。开始分批卖股票。
11月。清仓完毕。
12月。清掉剩余认购证。
从4200到390万。
他把蓝皮本子合上，放在桌面上。手掌按在封面上，深蓝色的布纹摩挲着掌心。
390万。这个数字放在1992年的中国，能买下临江市中心一整条街的铺面。能在云州港边圈几十亩地。能让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成为整个省最有钱的人之一。
但他忽然觉得这个数字很轻。
不是因为不满足。是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终点。三百九十万是一个数字，但数字后面还连着很多东西——政策、时机、人脉、格局。这些东西比钱重得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纸。是他上午从传达室拿的，学校的信纸，淡绿色格子。
他拿起笔，写了一封家书。
信很短。
“父亲、母亲安好。
儿在校一切平安，本学期功课顺利，期末成绩尚可。课余做了一点投资，运气不错，本金已翻倍。请勿挂念。
天冷了，父亲的腿要注意保暖，别再下田。母亲的药按时吃，别省。
儿过年不回了，留校看书。开春再回。
儿爱民敬上“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贴了八分钱邮票。信封上写的是江东省汉丰市清源县红旗镇陶家湾，收信人陶援朝。地址他闭着眼都能写，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给父亲写信，写了十几年。
“本金已翻倍“。他写的是这四个字。不是翻了六十三倍。
翻倍，在父亲听来已经足够惊人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四千二百块钱翻一倍变成八千多，够买一头牛了。父亲会高兴，会担心，会在村里人面前忍不住说两句，但不会吓到。
六十三倍。三百九十万。这个数字如果传回村里，传到不该传的人耳朵里——他不想冒那个险。
他把信揣进口袋，明天一早投到邮筒里。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图书馆三楼的灯还亮着，空荡荡的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个人。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一声，像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