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第四轮摇号的结果出来了。
中签率百分之二十五。比第三轮又高了五个点。按理说这是好事——中签的人多了，能认购的新股也多了。但陶爱民在报刊室翻报纸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新股上市首日涨幅收窄了。
第二轮认购的新股，7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两百。第三轮的新股，11月上市，平均涨幅百分之一百二。到第四轮，报纸上已经开始讨论“新股破发“的可能性。
涨幅在缩。速度在慢。水还在涨，但潮头已经平了。
陶爱民把报纸合上，没有多想。他手里已经没有认购证了，十二月初全部清干净了。第四轮跟他无关。
但跟别人有关。
学校里，暑期冲进股市的那批人，命运开始分叉。赵红军赚了三千多，国庆后及时退了出来，逢人便说“见好就收“。钱明没赚没亏，本钱拿回来了，算是白忙一场。大四的孙浩还在里面，投了八千块，账户浮盈一千多，但他没卖——他说“等涨到两万再走“。
然后是黄伟。
黄伟是经济系大三的，跟赵红军同班。人瘦，话少，戴一副黑框眼镜，成绩中上。暑假里赵红军拉他去上海开户，他犹豫了三天，最后把自己攒了一年的八百块生活费投了进去。
八百块。一年的饭钱。
他买了一只化工股，七块二进的。涨到八块五没卖，跌到六块八没割，跌到五块三的时候他终于卖了。八百块变成五百六。亏了两百四。
加上来回车票、开户费，实际亏了将近四百。
但这些数字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他后来又借了四百块补仓。补在六块一的价位。然后又跌了。
到12月中旬，黄伟的总亏损超过了八百块。一年生活费，全没了。
那天晚上，陶爱民在图书馆看完书回宿舍，路过三号楼的时候听见楼上有动静。有人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把脸埋在枕头里。
同楼层的人站在走廊里，小声议论。
“黄伟喝多了，半瓶白酒。“
“他亏了多少？“
“八百。一年的生活费。“
“操。“
陶爱民站在走廊里，听了一会儿。哭声断断续续的，中间夹着干呕。有人进去递了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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