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位代买。“他说。
姑娘笑：“这两天说这话的有十几个了。“
他也笑了笑，不接。接了，就要往下编；编多一句，多一分破绽。
第三天，天平路。
这是三个点里最偏的一个，队也最短。早上出门，他在旅社把家底拆开数了一遍：缝在棉袄和后腰的钱，还剩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八。能买多少，他心里有数。
九点开门，他排第七个。前头的老太太回头看他一眼：“小青年也买这个？“
“买一点。“他说。
“我买五张。“老太太说，“给我孙子压岁。中不中的，图个念想。“
轮到他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照在柜台的玻璃上。
“六百六十六张。“
办事员愣了一下：“多少？“
“六百六十六。“
后头一个老头乐了：“小青年，六百六十六，图个顺。“
他没解释。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八，除以三十，就这么多——他兜里的钱，只够这个数。顺不顺，是白捡的说法。数字到了这一步，剩多少买多少，一分不留，也不多借一分。
点钱，交割。一万九千九百八十块。
他把认购证抱在怀里走出营业部，站在台阶上，就着太阳把最后这一摞数了一遍。
三天，三个点。西康路七百，武夷路七百，天平路六百六十六。
两千零六十六张，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块。
他摸了摸棉袄里襟——拆开的针脚里，还剩下八块钱。
八块。
他在营业部外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台阶是凉的，太阳是暖的，两样一起落到身上。怀里厚厚一摞认购证，油墨味还没散，每一张，都是三十块钱。
他想起两年前头一回跑国库券。出发那晚，他把八块钱缝进衣角，火车上整夜没合眼，手一直按着那块地方。那时候，八块钱是他的全部底气。
现在，八块钱又回到了他身上。中间隔着的，是这两千零六十六张纸头。
也是三个人的家底。舅舅的两万，是从樟木箱底下取出来的；父亲的五千，是秤杆子下一两一两攒的；周文远的三千，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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