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临江站，十九点十分的车。
硬座，靠窗，七块五。出门前，他把十五块零钱缝进了裤腰——盘缠和本钱，从来分两处装。这是他跑国库券第一天就立下的规矩，两年没破过。
棉袄里襟贴着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后腰压着两万二。上了车，他把挎包抱在怀里，一夜没敢深睡。
车厢里烟雾缭绕，混着脚臭和鸡笼的味道。对面是个跑供销的，五十来岁，一路嗑瓜子，瓜子皮吐在过道上。他递过来一把：“小伙子，出远门做生意？“
“看亲戚。“陶爱民捏了两颗，谢谢两个字说得客气，人往后靠。
“上海亲戚？做什么的？“
“退休了。“
供销员讨了个没趣，转头跟过道的人聊起钢材指标，声音很大，一路聊到后半夜。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车到上海。出站，一股湿冷扑面，跟临江的干冷不一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冷。他买了两分钱一份的《解放日报》，边走边看中缝。
坐电车过外滩，江面上停着驳船，汽笛一声一声，闷得很。他隔着车窗看了一眼，没下车。
上海话他听不太懂。售票员报站，一串音过去了，他一个字没抓住。第二天他就学乖了：上车先看站牌，把要下的站写在手心，数着站数下。三天下来，他记住了几个音——阿拉，侬，晓得。够了，够问路、够买菜、够不露怯。
住处是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旅社，通铺，一块二一晚。同屋五个客商，打呼的、算账的、用无锡话吵架的。他把挎包塞进枕头底下，枕着睡，天亮前必定醒一回，摸一摸枕头底下，再接着合眼。
上午九点，西康路。
证券业务部门面不大，木门框，上头一块牌子。门口已经聚了七八个人，围着看一张新贴的公告。他挤进去，从头看到尾：
股票认购证，每张三十元，不记名，不挂失，全年有效，分批摇号，中签者按规定认购新股。发行时间，二月十九号起。
旁边一个穿呢子大衣的中年人，看着公告，眉头拧着，半天不动。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四十来岁，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手上一枚旧的上海牌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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