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从三楼下来，手里攥着个手绢包，放在他桌上，打开——三沓钱，还有一张存款单。
“三千。“周文远说，“两年攒的。助学金、家教、抄写的活，都在里头。本来想买台计算器，再给家里捎台缝纫机。“
陶爱民看着他，没伸手。
“你那个投资，让我看着学。“周文远把钱往前推了推，“不要利息。就这一个条件。“
“账你随时看。每一笔。“陶爱民说，“但丑话在前——亏了，算我的，我打欠条，两年还清。“
“你打什么欠条，“周文远皱眉，“我是入伙。“
“你这三千，是学费，不是本钱。“陶爱民把钱收了，取出账本，当着他的面记了一笔，“学费我认。入伙我不收——你的钱来得比我苦，不能跟我一起押上去。“
周文远张了张嘴，到底没争。他盯着账本上那一行字看了半天，点头：“行。学。“
过了两天，他又下了趟三楼，把一沓纸放在陶爱民桌上——是他自己整理的上海各报刊关于证券的报道摘要，按日期排的，末尾一行小字：猜的。猜错了我只当练字。
陶爱民看完，把那沓纸收进自己的抽屉，什么也没说。两个人都懂：不说是规矩，猜是本分。
开学前一晚，宿舍里就他们两个。
桌上摊着一张纸，陶爱民一笔一笔合账：自有，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舅舅，两万；父亲，五千；周文远，三千。
合计：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八。
他把数字圈起来，然后把针线包从抽屉里取出来——母亲寄鞋垫时夹在包裹里的，针、顶针、一轴白线，还有一小截红蜡。
钱分成两份。厚的一份，三万九千九百八十八，用白布裹了，缝进棉袄里襟。针脚学着母亲纳鞋底的走法，一针一针，线在红蜡上拖一遍再走，涩，结实。缝到一半，针尖扎了手指，他把指头含了一下，接着缝。
薄的一份，两万二，缝进后腰的夹层。
缝完，他把棉袄穿上，对着窗玻璃侧身照了照。看不出来。
“去哪？“周文远问。
“上海。“
“干什么的买卖？“
陶爱民把灯关了一半，只留床头一盏。
“到了上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