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天下午，周文远说了他家的事。
他父亲在镇粮站管秤，一个月工资六十二块，养一家四口。母亲在缝纫社踩缝纫机，妹妹读初中。周文远打小帮父亲记账，九岁会打算盘，十一岁能把一个季度的进出库单据誊清楚。
“粮站的账，进出库，笔笔要有单据。“周文远说，“我爸的规矩：单据不过夜。当天对，当天清。“
他说了个事。
有一年腊月，粮站封账，账面比库房短了两斤粮。两斤，按收购价一毛两分一斤算，短的东西不值两毛钱。按理，写个损耗说明，站长签个字，就翻篇了。
他父亲没签。
搬了铺盖住进粮站，三天。把当年的进出库单据翻了一遍——不对。又翻第二遍——还是不对。第三遍，一笔一笔用秤复核。最后查出来了：一只麻袋浸了水，受潮，称重的时候平白多了斤两。
“后来呢？“陶爱民问。
“麻袋拆下来晒干，重新过了一遍秤。账平了，才封。“周文远说，“我爸回家那天是大年三十下午，我妈把留给他的那碗肉又热了一遍。“
他手里的笔没停。
“两斤粮食，不值一毛钱。可我爸说，秤上的事，差一钱都不行。“
教室里很静，窗外的雪光照在两张拼起来的课桌上。
陶爱民没接话。
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见过的那些账——会议室里的、文件上的、报纸中缝里的。数字越做越大，毛病越做越小，小到最后，谁也看不见。多少亿的口子，就是从“差一钱不算事“这句活上，一点一点撕开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账本，翻开，推到桌子中间。
“你看看这个。“
周文远放下笔，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国债的进价出价，六趟中介的佣金，勤工俭学的八十八块，每一笔后面都注着日期和事由。翻完，他把账本推回去。
“记成这样，不像学生。“他说，“像粮站。“
“你爸那种粮站。“陶爱民说。
周文远笑了一下，低头接着抄他的例题。
抄了一会儿，他忽然又开口：“你天天算账。算什么？“
“算一笔买卖。“
“开春做的？“
陶爱民没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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