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浊，但里面有东西——是四十年教书生涯练出来的那种穿透力。不是锐利的穿透，是慢的，像水渗进土里。
“做学问也行。“程教授接着说，“但做学问的人，嘴巴上要多一层把门的。今天你当着全班说那三句话，没问题——这里是学校，说什么都行。以后到了外面，说每一句话之前都得多想三秒。“
陶爱民站起来。“程老师，我记住了。“
“坐着。“程教授摆了摆手，“茶还没喝完呢。“
他又坐下来，端起杯子。
两个人喝了一会儿茶。没说话。窗外的阳光斜进来，照在程教授的花白头发上，发丝边缘亮着一圈银光。楼下操场有人在喊什么，隔着窗户听不真切。
“程老师，“陶爱民开口了，“那个论文竞赛，我想写一个方向。“
“说。“
“计划与市场的边界。不写理论，写案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写，写到乡镇企业，再到现在的国债流通市场。每一个案例里，计划退了一步，市场进了一步，但退到哪里、进到哪里，是有边界的。“
程教授放下茶杯，看着他。
“国债流通市场？“他问，“你研究过这个？“
“看过一些数据。“
“什么数据？“
“上海和临江的国债柜台报价。从今年一月抄到十月。“陶爱民说得很平，“价格在涨，但涨幅在收窄。水灾以后涨幅重新拉大了。“
程教授沉默了几秒。
“你一个一年级学生，在抄国债报价？“
“抄了快一年了。“
程教授又看了他几秒。这次看得比刚才长。
“好。“他说，“你就按这个方向写。数据我来帮你把关。“
“谢谢程老师。“
陶爱民把茶喝完，站起来告辞。
“论文的事，你放心写。“程教授也站起来，送到门口，“写完拿来给我看。别拖到截稿前一天。“
“不会。“
他出了办公室，下楼。
楼梯间的光从天井里漏下来，四四方方的一块，打在水泥台阶上。他一步一步走下去。
做官。程教授说他适合做官。他确实适合。这一世打算做官。但这次，要做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在那三句话里。
不是今天想出来的。
是很久以前，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想出来的。一张铁床，一个塑料桶。三年里什么都想过，最后想明白的就是那三句话——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再分配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有些东西不能全交给市场。那三句话，是用半辈子的教训换来的。
今天他说出来了。在一间大学的教室里，对着一群十八岁的学生和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教授。说得比在那间屋子里想的时候还平静。
他走出教学楼。十月的阳光打在脸上，暖的。
然后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