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年级开学了。
夏天过了，水退了。华东水灾的后续还在报，但从“灾情“变成了“重建“。报纸上开始出现“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的字眼。
陶爱民的国债还在手里。六月底买的，买入价一百零四左右。到十月份，柜台报价涨到了一百零八以上。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
但他没卖。水灾后的新债还没正式发行，趋势没走完。等到新债出来，利率确认上调，旧债的价格还会再跳一跳。十二月前后是高点。他打算十二月卖。
不急。
十月中旬。经济学原理课。
教室在三教二楼，能坐五十个人的阶梯教室，坐了四十多个。左边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操场，有几棵梧桐树开始落叶了。
程教授站在讲台上，灰布中山装，头发花白，背有点驼。他今年六十三，明年退。在这个讲台上站了快三十年，带出来的学生有的进了部委，有的去了高校，有的下了海。他一概不提。每学期第一堂课，他只说一句话：“我叫程守正，教经济学。规矩就一条——不许迟到。“
他讲课不看教案。带了一本翻烂了的《资本论》，搁在讲台上，从来不翻。偶尔有人问他某个观点的出处，他伸手一指：“第一卷，第一百七十三页。“翻开来一看，对的。
今天他讲到了一个新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在这几个字上停了一下，扫了全班一眼。教室里有人开始记笔记，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这个词，现在学术界在讨论。上面还没正式提——但迟早会提。“程教授说话慢，每个字咬得清楚，像是在嘴里含一会儿再吐出来，“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四个字体现在哪里？
粉笔灰簌簌落下来，落在他的袖口上。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
“谁来说说？“
教室里安静了。
四十多个学生，低头的低头，翻书的翻书。前排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翻了半天书没翻到能用的段落。后排几个男生假装在思考，其实在本子上画小人。有人使劲翻书，哗哗响，好像翻得越快越显得用功。
周文远坐在陶爱民右边，第三排靠走道。他在本子上写了一串公式——边际效用、帕累托最优、洛伦兹曲线——写了半页纸，笔没停过。但没举手。他写的公式不是给老师看的，是自己推导着玩，推到一半卡住了，在洛伦兹曲线的拐点上反复算，眉头越皱越紧。
程教授等了一分钟。没人举手。
“不敢说？还是不会说？“程教授语气平淡，“都想好了再说，也没错。做学问的，宁可不说，不要瞎说。但今天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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