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爱民点了点头，“我同意。但请注意，六三年指示针对的是'转手加价倒卖'。我的当事人是粮票的合法持有人，他持粮票到集市上交易，不是转手倒卖，是持有人之间的自愿转让。这中间有一个关键区别——他不是粮贩子，他是一个多分了粮票、想把多余的换成钱的普通市民。“
“多分了粮票？“刘警戒追问，“粮票是国家按人头定额发放的，多分了，本身就有问题。“
“多分了的原因，“陶爱民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他准备的材料，“是他的大女儿出嫁，女方家退回了一部分粮票。这是习俗，不是违规。公诉人如果认为退粮票也是投机倒把，那全国每个嫁女儿的家庭，都是被告。“
旁听席笑了。
刘警戒也笑了，但他没停手。他换了一个角度：“被告，你赚了八百块。八百块，在当时是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你用粮票换了这个数，这中间的价差，是不是暴利？“
“是不是暴利，不取决于数字大小，取决于价格是怎么形成的。“陶爱民说，“我的当事人按照集市上的通行价格交易，没有囤积，没有欺行霸市，没有伪造票证。他只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里，做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公诉人要惩罚的，应该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而不是利用信息差获利的行为。否则——“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旁听席。
“否则，国营商店跨地区调货赚差价，算不算投机倒把？“
教室里炸了。
刘警戒站在公诉人席上，手里攥着那支英雄钢笔，半天没说话。他知道这个论点不好驳——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叫投机，什么叫经营。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吵了三十年，到一九九一年也没吵明白。
“休庭合议。“审判长——一个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敲了一下桌子。
合议结果：被告无罪。
刘警戒输了，但输得服气。散场的时候，他搂着陶爱民的肩膀，在走廊里走了很久。
“你这脑子，“刘警戒说，“真不该学经济。“
“经济学和法学，“陶爱民说，“到最后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规则该怎么定，才能让最多的人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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