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法律系模拟法庭。
教室被改成了法庭的格局：讲台是审判席，左右各一排桌子，一边公诉人，一边辩护人。旁听席坐了七八十号人，走廊上都站着人。刘警戒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胸前别了个纸牌子，上头写着“公诉人“三个字。
陶爱民坐在被告席上。他面前也有一块纸牌，写着“被告“。旁边的罪名栏，刘警戒用毛笔写了四个字：投机倒把。
案情是编的——一个倒卖粮票的个体户，低买高卖，赚了八百块，被举报了。刘警戒要给他定罪，陶爱民要给自己辩护。
刘警戒站起来的第一句话就很重：“一九八八年，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倒卖国家计划管理物资，情节严重者，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粮票，属国家计划分配凭证，倒卖粮票，就是投机倒把。“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旁听的法律系学生微微点头——这个开场，法条引用准确，定性清晰。
陶爱民没急着说话。他在被告席上坐着，把刘警戒引用的那条法规，在心里过了一遍。前世他签过不知多少份文件，每一份都要过法制办的审核。他知道法条不是死的，法条后头还跟着解释、细则、判例，以及——立法的本意。
“审判长，“他站起来，声音不高，“公诉人引用的条例，我认可。但我想请公诉人注意一个时间节点。“
刘警戒挑了挑眉。
“一九八八年九月，国务院发布该条例。本案虚构的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三月——条例尚未发布。“陶爱民说，“法不溯及既往，这是基本法理。公诉人不能用后发的法规，去追溯此前的行为。“
教室里“嗡“地响了一声。旁听席上有几个人交头接耳。
刘警戒愣了两秒，随即笑了一下——他没慌。刘警戒的特点就是不服输，输了也不认，他会从另一个方向再杀回来。
“好，那我不追溯条例。“刘警戒翻了一页材料，“一九六三年，国务院《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倒卖票证属于投机倒把行为，这一条，六三年就有。“
“六三年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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