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记了这一笔：三毛两，散伙钱。这一行写完，他把“国库券“三个字的台账翻过去，翻到新的一页，页首空着——留给下一个名目。
一个星期后，学校收发室，他收到一封回电，芜湖老马打来的，四个字：
后生可畏。
三月三号，开学。到家的前一晚他已绕回清源，把钱分了三份：还舅舅的四千一百零四块，用红纸包好，压进饼干盒最底下，红纸上写着“八月十一“；给家里留的五千块，另包一包，交到母亲手上——这一回，母亲没推。母亲点完钱，却从里头抽出一张五块的，又摸出一毛，凑成四块五，塞给他：“你爸念账本，胳膊伸得越来越长。开春赶集，配副老花镜。“他没推辞，接了，回头在账本外页添了一行小字：爸，眼镜一副，四块五，儿子出。剩下的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块六毛，全部带回临江，存进储蓄所，存了整整一年。
三月四号，开学第二天，他没去教室。
他去了图书馆三楼，报刊室。管理员是位戴套袖的老先生，见他要一九九〇年全年的《金融时报》《经济日报》合订本，又添了一摞《上海证券报》创刊号以来的每一期，给他搬了三摞，指了指靠窗的桌子。
“同学，看报纸的，你是头一个。“老先生给他倒了杯水。
“不看报纸。“陶爱民说，“抄报纸。“
“抄什么？“
“抄政策。“
老先生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回柜台去了。临走丢下一句：“抄坏了要赔的，铅笔来，别用钢笔。“
上午的太阳斜进来，落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版面上。十二月十九号那张的头版，他停留得最久——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照片上一面锣。他记得前世报纸上登过这面锣，也记得后来多少人念叨这一声锣响。可他现在要看的不在照片上，在字缝里：锣响之前，纸面上写了什么；锣响之后，又添了什么。他从铅笔盒里抽出铅笔，在自带的白纸上，一行一行地抄。
国库券的事，到今天为止。他对自己的账本说。
从今天起，找政策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