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现钱、不还价。可他们学不来上海的门道，也没有跑长途的胆子——于是临江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他没想到的局面：票贩子们收了货，反过来找他。
储蓄所门口，他刚站定一刻钟，就有人凑过来，手里捏着一沓券，压着嗓子问：“收不收？八二。“
一天半，面值三万三千块，八二折，付出两万七千零六十块。货太齐整了——都是票贩子替他从散客手里敛来的，他连价都不用讲，只验货、点数、付钱，像个坐堂的。
第二天下午，来了个熟人。汉丰东风路的老周，票贩子，去年九月被他点破过压价行规的那位。老周拎着一个人造革提包，从包里取出两千块面值的券，往桌上一放。
“学生伢，“老周叼着烟，打量着这个被他坐大的同行，“如今是你喽。八二，我亲手送上门。“
“八二。“陶爱民验完货，点了钱，顿了顿，多推过去四十块，“老周，这两千面值，按八四算。头一回在汉丰，您给我指过路——东风路找我，这话我记着。“
老周捏着那四十块钱，愣了半天，忽然笑了，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后生。往后要是回汉丰地面，言一声。“
三月二号，上海，出手三万两千零五十九块五毛。刨去车饭钱四十五，收官一趟，净落四千九百五十四块五。
账上，三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六毛。
十一个月，十一趟，从四千二百块，到三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六。他在上海站候车室的长椅上，把这个数写在账本最后一页的右上角，看了很久，在底下画了两道横线。
回程之前，他在候车室的邮局柜台，买了信纸，趴在条凳上写了三个钟头。收信人：合肥宋头，南昌涂老板，一封一封。信里写了三样东西：上海各家门市的牌价规律，哪年券走货快、哪年券压秤；验券的口诀，对着光看什么、指腹摸什么；最后一页，写的是什么时候该收手——收价抬到八折往上，就别跑了，缝要合上了。
写完他想了想，又给老马也写了一份，寄到老马留的芜湖地址。四封信，邮费八分一封，三毛两分钱。他在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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