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过年就有压岁钱。这是老规矩。“
两张两毛票，边角挺括，是母亲特意去信用社换的新票。陶爱民捏着，捏了很久。他的账本上记着几万块的流水，可这两毛钱，他没记——这一笔，不进账。
“爱民。“母亲忽然开口，“你挣的这些钱，妈不问了。妈就问一句——够不够你办你想办的那件大事？不够的话，妈这还有……“
“够了妈。“他说，“还差一点的脚程，不差本。“
母亲“嗯“了一声，没再问。她包她的饺子，一个褶一个褶地捏，捏得很密，像缝他裤腰的针脚。
夜里，一家人睡了，陶爱民在自己屋里点起灯。
账本摊开。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一块六毛——这是年前的数。他另起一页，写正月的计划：
正月十五，双线：合肥、南昌各半。正月二十五前，临江收官一趟。目标：三万五以上。
写完，笔停了停，又添一行：
三月初，收摊。此后两年，读书。
写完这页，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一张报纸，从上海带回来的，叠得整整齐齐。他翻到中缝，那儿有一条豆腐块大的消息，短得不能再短：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研究新股发行办法，酝酿面向社会发行认购凭证。
统共两行字。在满版的行情、社论、副刊中间，小得像一粒灰。
去年腊月他在上海的候车室里，用铅笔在这两行字外头，框了一个框。
他把报纸凑到灯下，又读了一遍。读完，把它折好，夹进账本最后一页，用一根橡皮筋箍紧。
窗外，爆竹声稀了，村子渐渐睡熟。
三十块钱一张的纸，明年二月见分晓。他吹了灯，躺下，在黑暗里睁着眼。
钱的事，过完年就办完了。往后的路，他知道在哪儿——不在上海，不在合肥，也不在这三万块钱上。在图书馆三楼报刊室那几排落灰的合订本里，在往后两年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会议、每一条政策的字缝里。
时间差。政策里的时间差，比国库券里的，大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