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饭，锅里温着。他扒完饭，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准考证，两支钢笔，垫板，一小瓶蓝黑墨水，两块钱。
夜里十点半，他躺下了。
竹子席，蚊帐，窗外蛙声一片。他在黑暗里睁着眼，把明天下午的数学在心里过了一遍——不是过题目，题目他闭着眼都会；他过的是自己：拿到卷子先写名字；从第一题做起；大题演算两遍；最后留二十分钟，专查负号、小数点、抄写。
前世那道坎，就在明天下午。
一道大题七分。七分，让一个十八岁的农村青年多读了一年补习班，让他父亲多抽了一年的烟。再往后那三十七年的第一步，就是从丢掉这七分开始的——一步慢，步步慢，慢到最后，他用一辈子的力气去追，追成了一条歧路。
这一次，一分都不能丢。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十一点前就睡着了。
半夜，他被极轻的脚步声弄醒——不是醒，是那种半睡半醒之间，身体先于意识的感觉。
有人进了屋。是父亲。
陶爱民没动，匀着呼吸。父亲走到床边，替他把踢开的毛巾被角掖进席子底下，动作很重的人，这一下却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掖完被，父亲没走，就站在蚊帐外面。
月光从窗棂里漏进来，能看见父亲站着的样子：赤着膊，肩膀因为三十年的台钳和锉刀，比常人厚一圈、斜一角；手垂在身侧，右手的食指习惯性地微微屈着——那是长期握锉刀留下的形状。
父亲站了能有半支烟的工夫，一个字没说，转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传来“沙、沙、沙“的声音，不紧不慢，很有耐性。
那是磨刀石的声音。父亲在院里磨那把旧镰刀——那把镰刀开春刚磨过，根本不钝。
第二天清晨五点，陶爱民起床，推开院门。磨刀石上躺着那把镰刀，刃口在晨光里泛着一道新雪一样的白。而猪圈里，那头留着过年的猪，食槽里多了一层压实的豆饼——父亲把家里攒着喂到冬至的豆饼，全提前喂进去了。
猪要催肥。肥了，才能卖上价。
陶爱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还不知道自己能考多少分。但他已经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一辈子说不出一句软话的男人，从今天凌晨起，就在用他全部会的办法，给儿子凑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