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哪一年，穿了什么衣服，在哪个会场，跟谁握的手。
他也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收钱的。1995年，两万块，装在一条中华烟里。那天晚上他把钱塞进床底，一夜没睡，第二天照常上班。第三个月，他就习惯了。
再往后的事，不用回忆，就长在身上：法槌那一声，牢房墙皮的味道，狱警喊他编号的声音，还有周长贵抱着门框时，那声朝着天上喊的“老天爷啊“。
厨房的风箱声停了一下，又接着响起来。
陶爱民把准考证放回桌角，用一只钢笔帽压住。他赤脚下床，走到三斗桌前拉开抽屉最底层——那里有一个铁皮饼干盒。他记得这个盒子，前世的这个盒子里，装着全家的存折、粮本、父亲的工资条，和母亲攒了半辈子的一对银镯子。
盒子还在。存折也在。
他翻开存折，就着窗口的光看。最后一行，1990年5月26日，结余：137.60元。
一百三十七块六。
这就是陶家在1990年6月的全部家底。红星机械厂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棉纺织厂上个月扣了互助金。屋里还有三百来斤稻谷、一头留着过年的猪、一对不能动的镯子，和明天就要高考的一个儿子。
陶爱民合上存折，把它放回饼干盒，把饼干盒放回抽屉，把抽屉推上。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开始做第二步：稳住。
心不能乱。他见过太多人一夜暴富之后三年败光，也见过太多人身处高位之后一夜发疯。他自己在2020年9月被留置的那个凌晨，就是靠着在心里一条一条默背《刑事诉讼法》，才没有瘫在椅子上。人这一生真正靠得住的，不是运气，是遇到大事的时候，心里那套压舱的东西。
他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又从床头的书包里翻出一个作业本，翻开新的一页，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
明天的事：一、准考证、两支钢笔、垫板、墨水。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负号。三、别太快，检查两遍。
写完，他看着第三行，停了一下，又添了一行：
四、考完再说别的。
前世就是这一天晚上，他失眠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下午数学考砸了。错的不是不会——是最后一道大题，他把一个负号抄丢了，丢了七分。就那七分，他从重点线掉了下来。父亲蹲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去信用社贷了八十块钱，给他交复读班的学费。
这一世，那七分，他要一分不少地拿回来。
“爱民——起来了没？饭好了。“
母亲的声音从灶间飘进来，带着永远操不完的心事，“卧了鸡蛋的，趁热。“
“来了。“
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他低头清了清嗓子，把作业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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