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拆迁要有协议，补偿要有方案。我一个字都没见过。“
没人答话。两个人上前拖他，老头抱住门框，像三十年前抱住那口装着儿子遗物的木箱一样，不撒手。
然后是一钢管。
钢管打在腿上，声音很闷。老头倒在门边的碎砖里，那条腿弯成一个不该有的角度。他没有哭，也没有骂，他仰起脸，朝着满天的粉尘喊了一声——
“老天爷啊，谁能帮帮我们！“
陶爱民从门板上爬起来的时候，推土机已经拱到了屋檐。
后来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冲过去的。他记得的是粉尘——漫天的粉尘，呛进喉咙里是甜腥的，落在头发上是滚烫的，那是砖头、瓦片、床板、饭碗、一个人五十六年的日子被碾碎之后的味道。他跪在碎砖上，把周长贵抱起来，老头的腿在他胳膊底下轻轻地颤。
“老人家，您别怕。“他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周长贵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牙齿上全是灰：“小陶，你别管我。你才多大。“
小陶。七天了，老人一直这么叫他。老人不知道这个满手老茧的中年病汉姓什么，只知道他补胎的手艺不错，吃馒头的时候会掉眼泪。
推土机最终停了。巷口围了人，有人举着手机在拍。下午来了车，把这片没来得及签字的人拉到一个临时安置点，体育场馆改的，地上铺一层塑料布。
夜里下雨了。
塑料布顶上，雨点砸得又密又响。陶爱民挨着周长贵躺着——老头的腿上了夹板，医生说接得回来，得躺三个月。老头睡熟之前跟他说了一句话：“小陶，等我能下地了，你还来帮我修车不？“
“来。“他说。
老头睡着了。他没睡。他从怀里摸出那半个馒头——晚饭时老头省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吃完，已经干得像一块石头。他攥着那半个馒头，攥了一夜。
雨越下越大。塑料布上开始积水，一滴一滴，砸在他的手背上，凉的。他把那半个馒头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雨声里，他想了很多。想起他签过的第一份收钱的协议，两万块，装在一条中华烟里；想起他批掉的那条为省两千万而改线的饮水管道，管道沿线三个乡的人至今喝着高氟水；想起看守所里检察官问他的最后一句话——“你年轻时想当什么样的人？“
他年轻时想当什么样的人？
他想当一个能修自行车摊后面那种门框的人。有人抱着门框喊老天爷的时候，他一伸手，就能把钢管拦住的人。
他这一辈子，批过的文件摞起来能有几百米，签过的每一个字底下都压着几万人的日子。可等到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躺在碎砖里喊“谁能帮帮我们“的时候，全临江市，没有一个人应声。
权力这个东西，他攥了三十七年，攥到最后才明白：攥在手里的时候不觉得重，撒手了才知道，底下压着的全是人。
我吃了一辈子百姓的税粮，可我从来没给他们撑过一次腰。
这句话他在心里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说完，他感觉怀里的馒头硌着心口，一下，一下，还热——不是馒头热，是他还有一口没咽下去的气。
要是能重来——
黑暗里，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五十五岁，肝硬化，断了腿的恩人，回不去的仕途，重来？拿什么重来？
可那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摁不下去了。它在雨声里长，越长越大：要是能重来，他不去追那些数字了；要是能重来，他从最底下那层干起；要是能重来，他要让每一个抱门框的人身后，都站着一个管事的人……
他困了。这是七天来他第一次觉得困——人认了命，反而就困了。他把那半个馒头抱紧了一点，最后想的是：下辈子，要是真有下辈子……
他把眼睛闭上了。
黑暗里，雨声慢慢变了。变得很远，又很近；砸在塑料布上的声音，一点一点，变成了砸在瓦上的声音。
再后来，他听见了鸡叫。
一声，两声。
是乡村清晨的那种土鸡，嗓音沙哑，隔着三十几年和一千八百公里，准确地落进他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