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叫周长贵，住光明里十七号，十八平米的棚屋。老伴1992年走了，唯一的儿子1979年在边境上牺牲，那年儿子二十一岁。老头把他领回家，在床边给他支了块门板，铺上稻草，说：“住着吧。我儿子要是活着，比你还大两岁。“
那七天，陶爱民睡了五年来的第一个整觉。
屋子小，一进门就是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蜂窝煤炉。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摆着相框：一张黑白的，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跟老头一个模子；一张彩色的褪成了灰的，老两口站在天安门前，老头穿着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相框旁边挂着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旧军装，领口和袖口都磨白了，但一颗扣子都不缺。
白天老头出摊，他就帮着递递扳手，补补胎。老头的手艺好，眼也准，一条内胎破了眼，浸在水盆里转两圈，冒出一线气泡，手到擒来。他教陶爱民：“补胎不能急。锉要锉匀，胶要晾透，你糊弄它一分，它过三天就还你一分的漏气。“
陶爱民蹲在旁边看，一蹲一上午。老头以为他找不到活干心里烦，其实他是在听。听老头跟街坊说话：谁家媳妇生了，谁家老人走了，巷口粮油店的大米又涨了两毛，对面楼里下岗的小伙子去送快递了。一条巷子一千多户的日子，全在这一个修车摊前头流过去。
这比他当常务副省长时批过的任何一份内参都真。内参上的铅字是要挑着看的，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报到哪一级为止，全有讲究；修车摊前头这些话不用挑，好的赖的、活的死的，一条巷子的日子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太阳底下。
晚上两个人守着一台旧收音机听新闻。收音机的壳裂了，用胶布缠着。十月里有一天，播江东省的新闻，说本省上半年 gdP增速排到了全国倒数第三，有两个县刚摘帽又滑到了返贫边缘。老头听完，把收音机关了，半天说了句：“倒数第三。“
就这三个字。陶爱民坐在门板边上，低着头，没敢接。
那个数字里，有他二十年常务副省长攒下的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批文、每一栋立在他任上的玻璃大楼。他当年在**台上念报告，念的也是倒数，但那时候念得抑扬顿挫，底下掌声很齐。
老头没再说什么，起身给他掖了掖门板上的毯子。掖毯子的时候，老头那只全是裂口的手在他额头上碰了一下，很轻。
“睡吧。“老头说，“天塌不下来。天真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
夜里老头睡熟了，他睁着眼躺着，听老头的呼吸声。屋里有一股机油味、樟脑味、旧棉絮的味。他忽然想，自己在临江当了那么多年领导，离光明里最近的距离是车队路过巷口，五十米，时速四十公里。
车窗是防弹的。防住了外面的东西，也防住了他自己的眼睛。
三
第八天清晨，推土机开进了巷子。
没有公告。没有协议。没有补偿方案。前一天下午墙根刚刷上一个红漆的“拆“字，漆还在往下淌。
跟着推土机进来的，是二十几个外乡口音的年轻人。清一色的黑T恤，光头、平头，脖子上挂着粗金链子，胳膊上纹着青一块黑一块的花绣，手里拎着钢管。为首的那个叼着烟，把烟头往地上一碾：“开发商请我们来做扫尾的。识相的，自己搬。不识相的——“他用钢管敲了敲路边的墙，“东西就全在里头了。“
这不是什么正规的拆迁队伍。正规的拆迁队伍有公告、有协议、有穿制服戴工牌的人上门谈补偿。这一伙人是混子，是这家开发公司老板养了多年的一帮打手，专门干这种“扫尾“的活——哪片有钉子户，就放他们进去，三天之内保证“清干净“。本地人都管他们叫“黑衣队“，隔着几条街听见钢管敲墙的声音，就有人关门。
他们一户一户地踹门。踹开了，往里扔东西。桌子、柜子、饭锅、被褥，从窗口、从门洞往外飞，砸在巷子的石板路上，碎的碎，滚的滚。有个老太太扑上去抱自家的樟木箱子，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拖到一边，箱子被抬起来摔在地上，散了架。
周长贵冲出去的时候，鞋都没穿好。
“你们有文件吗？“老头堵在自家门口，声音不大，但很稳，“征地要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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