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猪、五斤肉、年货票证，每一样他都提前知道——甚至，其中几项就是他跟林司长提的建议。
庆功要搞，但不能光发精神表扬，得让工人带着实打实的东西回家。
林司长二话没说就批了。部里也痛快。
外汇订单完成得漂亮，这笔庆功开支连那批货的利润零头都不到，花得值。
工人们三三两两开始往更衣室走。
下午的庆功会餐成了唯一的话题，连走路的速度都比平时快。有人已经在讨论猪肉怎么分——肘子归谁、五花归谁、猪头肉算不算在五斤里头。
陈卫东看着这帮人的背影，笑了。
但笑完了，有个念头从脑子深处翻上来，把那点轻松劲压了下去。
明年。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全国性的粮食减产，多个省区口粮定量下调。
城镇居民的供应标准一压再压，食用油从半斤砍到三两，细粮比例缩水。乡下更惨。
眼前这帮欢天喜地盘算着五斤猪肉怎么吃的工人，到了明年夏天，能不能吃饱饭都是问题。
这事他没法跟任何人说。
说了也没用。粮食问题不是一个厂、一个部能解决的。十亿人的肚子，靠的是老天爷给面子、种子改良、化肥跟上、政策到位——哪一样都不是他画两张图纸就能搞定的。
他能做的，就是把手里的牌打好。
新厂投产，创汇的路拓宽，国家手里有外汇，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粮。一斤外汇换多少斤小麦，这笔账上头算得比他清楚。
陈卫东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水泥地上印着他坐的痕迹，一个深深的屁股印。他看了一眼，觉得有点好笑。
走出车间的时候，北风迎面灌了他一脖子。
腊月的天，太阳白晃晃地挂着，一点热气没有。
下午一点整，一机部大院的广播喇叭“嗞啦”一声响了。
这喇叭平时就播个通知、念个文件，语调跟催眠似的。
今天不一样。播音员是个中年女同志，嗓门亮得能把走廊里打瞌睡的人全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