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叠折子，双手呈上：“臣近日，奉旨清查户部旧档，于通州广储仓一案中，发现新的证词。
永昌十九年，广储仓司仓沈槐，以漕粮受潮霉变为名，报损官粮三千石，实为私自倒卖。
此案当日由刑部审结，沈槐仅革职罚银了事。
然日前有刑部旧狱卒出首，称沈槐当年，在狱中曾亲口承认——此事并非他一人所为，幕后主使，乃是时任，户部侍郎沈庭之。”
他停顿了一下，等“沈庭之”三个字在殿内慢慢沉下去，才继续说：“沈槐称，账目报损的每一步，都是沈侍郎在背后示意。
报损单上，还有沈侍郎的亲笔签押。
臣手中这份，便是沈槐的证词画押。另有广储仓旧档摘录，报损日期与签押日期相符。
臣请陛下明察——漕粮乃国之命脉，若任由此案继续尘封，天理难容，国法难立。”
他话音刚落，殿内就起了动静。
都察院的三个御史，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班，动作齐得像是排练过。
他们跪在柳文渊身后，笏板高举，声如擂鼓：“臣等附议！请陛下重审广储仓旧案，追究沈庭之贪墨漕粮之罪！”
三个人的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把殿内的烛火都震得晃了晃。
殿内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越过柳文渊，聚焦在东班的王彦身上。
王彦今天站得比往常靠前了半步。
就在都察院那三个御史话音落下的同时，他动了。
他没有急着出班，而是先把手中的笏板抬起来，用拇指在上头轻轻一抹。
然后跨出班列，走到御道另一侧，与柳文渊隔着御道相对。
“臣——吏部右侍郎王彦，有言。”
“准奏”
“广储仓一案，永昌十九年，已由刑部依律审结，人证、物证、供词俱全。
沈槐当堂认罪，签字画押，此案若今日，仅凭一个旧狱卒的供词便能重翻，那天下间还有什么案是断得的？
谁要是哪年进了牢房，出来后找个旧人作证，说当年是别人指使的，这一条命，就能轻易翻过来，那还要刑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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