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了！这些人，今日敢罢工，明日就敢造人反。你不收拾他们，他们就要收拾你。武汉方面那些人，口口声声‘继续革命’，实则是在破坏北伐。我这次，就是要杀一儆百，让那些人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知道无法再劝。他抬起头，直视着蒋介石的眼睛：“总司令，砚之只问一句：此举之后，北伐是否还要继续？”
蒋介石一愣，显然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他沉默了片刻，语气稍缓：“当然要继续。不过，得先打扫干净屋子。”
“好。”沈砚之猛地站起，双手抱拳，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只要总司令承诺，肃清内部之后，即刻挥师北上，直捣幽燕，收复平津，砚之愿提一支锐旅，为前锋！至于上海之事，砚之虽不赞同，但身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总司令如何安排，砚之照办。但有一点，我的部队，只打北洋军，不打中国人！”
说完，他重重地顿了一下脚，转身大步离去，留下蒋介石坐在原地，脸色阴晴不定。
回到下榻的宾馆，已是深夜。沈砚之站在阳台上，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心中波澜起伏。他知道，自己这番话，已经触怒了蒋介石，未来之路，必将更加艰难。但他不后悔。从宣统三年那个雪夜，父亲把驳壳枪交到他手里那一刻起，他就没打算过舒舒服服地活。
“总司令，你走的是一条分裂的路啊……”沈砚之低声叹息，从怀里掏出那枚青砖碎块，在掌心摩挲着。
翌日清晨，上海街头便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蒋介石果然动手了。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宣布戒严，数千名武装士兵倾巢而出，包围了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以及闸北、沪西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沈砚之的部队奉命驻守在法租界边缘，按兵不动。他站在指挥部的楼顶，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脸色铁青。周孝庭急匆匆地跑上楼，脸上带着愤慨：“总指挥，二十六军动手了！他们正在收缴纠察队的枪械，听说已经死了不少人！”
“知道了。”沈砚之淡淡地应了一声，仿佛早已预料。
“总指挥，我们真的不管吗？”周孝庭急了，“那些纠察队里，有不少人曾经给我们送过情报，抬过伤员啊！”
沈砚之转过身，目光严厉：“管？怎么管？我的一师人马，打得过刘峙的三个师吗？现在出去，除了白白送死，还能改变什么？”
他走到桌案前，铺开一张宣纸，提笔蘸墨，写下了八个大字：“忍辱负重，以待其时”。
“传令下去，”沈砚之将毛笔重重地搁在砚台上，“全师紧闭营门，任何人不得擅自出营，不得参与任何冲突。违令者，军法从事！”
“是！”周孝庭含泪领命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上海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街头上到处是搜捕的士兵，许多激进的党务人员、工会骨干、左翼青年纷纷被捕，有的甚至未经审判便被秘密处决。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肃清匪谍”、“巩固后方”的消息，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
沈砚之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未出。他推掉了所有的应酬，也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出任上海戒严副司令的委任。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蒋介石打入了另册，但他不在乎。他在等，等一个时机，等一个能够重新凝聚力量、继续北伐的时机。
第四天傍晚，门房递进来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小字：
“总指挥鉴：沪上风云突变，同志星散。然革命火种不灭，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武汉方面，虚位以待。望总指挥保重，静候佳音。”
信的落款，是一个潦草的“周”字。
沈砚之将信纸凑到烛火上，看着它化为灰烬，飘落在铜盆里。他知道，这个“周”是谁。那是他在南昌时，曾有过数次深谈的一位友人——政治部的周主任。此人虽是文人，却有胆有识，如今想必已经脱险，前往武汉了。
“武汉……”沈砚之喃喃自语。
他知道，宁汉分裂已成定局。蒋介石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必将导致武汉方面与之彻底决裂。而他自己，夹在中间，处境尴尬。继续留在蒋系阵营，良心难安；投奔武汉，又恐被视作临阵变节。更何况，他手中这支部队，是多年心血所聚，一旦易帜，能否保全尚是未知之数。
“总司令，你逼我，武汉那边拉我……”沈砚之苦笑一声，走到墙上的巨幅军用地图前，目光顺着长江逆流而上，落在了那座九省通衢的江城之上。
“罢了。”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既然你们都要争权夺利，那我便做个局外人。我倒要看看，最后到底谁能真正完成北伐！”
他叫来副官，吩咐道：“备车，去龙华。”
副官一愣：“总指挥，这时候去龙华？总司令不是正在开会吗？”
“正因为他在开会，我才要去。”沈砚之穿上大衣，戴好军帽，“我要当面告诉他，我的部队，要回江西休整。这上海滩的浑水，我沈砚之，不蹚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