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天阴得像是被浓墨泼过。
沈砚之几乎一夜没合眼。天刚蒙蒙亮，他就坐在客厅的藤椅上，面前摆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手指间夹着半截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颤巍巍地挂着，始终没有落下来。
副官推门进来，脚步放得很轻，但在寂静的屋子里依然清晰得像踩在鼓面上。
"先生。"
沈砚之没有抬头，只是"嗯"了一声。
"闸北那边，又抓了两百多人。"副官的声音压得很低，"二十六军把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部改成了临时看守所，凡是穿蓝布制服的，见一个抓一个。"
沈砚之的手指终于动了——烟灰落了下来，碎在茶盘上。
"名单。"他说。
副官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放在桌上。
沈砚之拿起来，眯着眼看。纸上的名字用铅笔写着，有些被汗水洇开了，模糊不清。但他还是认出了几个——
杨培生。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
赵世炎。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长。
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标注着"纠察队中队长""工会干事"。
"这些都是已经确认被捕的？"
"是。还有十几个下落不明的，可能已经被……"副官没有说下去。
沈砚之把名单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凉得发苦，像中药。
"伯阳呢？"
副官摇了摇头："从昨天起就联系不上了。他常去的几个联络点全被封了，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沈砚之闭了一下眼。
伯阳——那个瘦削的、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他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两天前的深夜，说了那句"沈先生，您保重"之后，转身消失在走廊里。
不知道是死是活。
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
霞飞路上一片死寂。往日这个时辰，街边的豆浆摊、油条铺早就支起来了，赶早市的人来来往往，热闹得很。但今天，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铁闸门拉得严严实实，连一条狗都看不到。
远处传来几声枪响，闷闷的，像是隔了好几条街。
上海已经变成了一座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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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沈砚之换了一身便装，出了门。
他没有带副官，也没有带卫士。一个人，步行，沿着霞飞路往西走。
他要去的不是闸北，不是工人纠察队的据点，而是法租界公董局附近的一家教会医院——广慈医院。
这家医院是法国人办的，门口站着两个安南巡捕，腰上挂着枪，但态度还算客气。沈砚之以前打过仗，身上留了几处旧伤，偶尔会来这里换药，和几个法国医生混了个脸熟。
他走进门诊楼，直接上了三楼的外科病房。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的轱辘声。沈砚之走到最尽头的一间病房前，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探出一张苍白的脸——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额头上缠着纱布，左臂吊在胸前。
"谁？"
"我姓沈。"沈砚之压低声音，"伯阳让我来的。"
年轻人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但随即又暗下去。他警惕地打量了沈砚之几秒，然后侧身让开。
"进来。"
病房里还有两个人。一个躺在病床上，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脸色灰白，呼吸微弱。另一个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把削水果的小刀，看到沈砚之进来，本能地把刀往身后藏了藏。
"别紧张。"沈砚之举起双手，"我没有恶意。"
他走到病床前，低头看了看那个重伤的人。
"子弹穿过肺部，昨晚送进来的。"年轻人低声说，"他是沪西工人纠察队的副大队长，叫顾顺章——不，他化名'张文松'。外面谁也不知道他在这里。"
沈砚之点了点头。张文松。他听说过这个名字，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带头人之一。
"外面什么情况？"床上的人突然开口了，声音像砂纸磨过铁皮。
沈砚之蹲下来，和他平视。
"闸北、沪西、南市，全部戒严。二十六军和青帮在挨家挨户搜人。凡是参加过工会、纠察队的，抓了至少七八百。枪毙的、活埋的，已经有一两百了。"
张文松的嘴唇颤了一下，但没有哭。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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