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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的武汉，长江的水位在秋汛后开始回落，但江面上的风依旧带着刺骨的湿气。龟山与蛇山隔江对峙，如同两尊沉默的巨兽，见证着这座城市刚刚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
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残垣断壁间已隐隐传来市井复苏的喧闹。沈砚之站在武昌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遗址旁——昔日的千古名楼已在太平天国战火中焚毁，如今只剩一座重修的奥略楼，飞檐斗拱在秋阳下泛着陈旧的光泽。他一身戎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肩上的将星在阳光下灼灼生辉，那是国民政府刚刚授予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中将军长的徽衔。
但他此刻的心情，却与这秋高气爽的天气截然相反。
"军长，程副军长的急电。"
副官沈浩快步走来，将一份译好的电报送上。沈砚之接过，一目十行地扫过。电文很短，只有寥寥数语：
"南昌战事胶着，孙传芳主力固守南浔一线，我军进攻受阻。总司令部令第八军抽调两个旅东进驰援，限十五日内抵达江西战场。——程振邦"
沈砚之看完，将电报折起，塞进军服内袋。他转身凭栏，远眺大江东去。江水浑黄，千帆竞渡，下游的九江方向隐约传来沉闷的炮声——那是孙传芳的赣军与北伐军前锋在鄱阳湖口的零星交火。
"孙传芳这是要拼命了。"他低声自语。
自北伐军从广州誓师以来，短短四个月，饮马湘江，横扫两湖，吴佩孚的百万雄兵土崩瓦解。但兵锋至此，北伐军自身的疲态也已显露。第八军从长沙一路打到武汉，行程两千余里，大小战斗数十次，减员超过三成。眼下武汉虽克，但北面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南口与张作霖鏖战，东面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虎视眈眈，西面杨森的川军蠢蠢欲动——第八军身处四战之地，已成各方瞩目的焦点。
更棘手的是，军中近日接连出了几桩怪事。
三天前，军械处报告，汉阳兵工厂拨给第八军的五千支步枪中，有近八百支枪膛有砂眼，根本无法使用。军需处长追查来源，发现这批枪支在转运途中曾被扣押了两天，而负责押运的，恰恰是军部参谋处的一名少校参谋——此人名叫钱德润，保定军校毕业，在第八军服役已有五年。
两天前，汉口英租界附近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第八军一个班的士兵与英国巡捕房的印度巡捕发生冲突，双方各有负伤。这本是一件小事，但英国领事馆却借此大做文章，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递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要求严惩"肇事官兵"，并威胁要派遣远东舰队进入长江示威。
沈砚之深知此事背后必有蹊跷。那个班的班长他认识，是跟随他从山海关一路打到武汉的老兵，作战勇猛，纪律严明，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去挑衅外国租界。事后审问，班长坚称是几个"穿便衣的人"故意在人群中挑拨，煽动士兵动手。
而今天早晨，最让他震怒的事情发生了。
政治部主任赵世诚匆匆赶来报告：军部印刷所印制的一批《北伐宣言》传单中，被人篡改了关键段落。原文中"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口号，被替换成了"拥护蒋总司令统一中国"。印刷所的工人发誓说原版稿件没有问题，是排版时被人做了手脚。
三件事，看似互不关联，但沈砚之嗅到了同一种气味——有人在第八军内部搞鬼。
"军长，赵主任在楼下等您。"沈浩提醒道。
沈砚之下楼，赵世诚正在会客厅里来回踱步。这位三十出头的政治工作者，是广州国民政府派来的共-共-党员，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书生气十足，但办起事来雷厉风行。见沈砚之进来，他推了推眼镜，开门见山：
"沈军长，印刷所的事，我已经查到了线索。"
"说。"
"排版工人中，有一个叫李福根的，昨晚深夜私自溜出营区，去了汉口法租界一家叫'紫罗兰'的舞厅。我们的同志跟踪他，发现他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在包厢里密谈了近一个小时。那个男子，据辨认，是孙传芳驻汉口情报站的副站长，化名叫'王先生'。"
沈砚之面色骤冷。李福根是第八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三个月前刚从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分配过来，档案清白，履历无懈可击。
"李福根现在在哪里？"
"拘押在军法处。"赵世诚顿了顿，"但他拒不承认，说是去舞厅找女朋友。"
"查他的女朋友。"
"已经在查了。不过沈军长……"赵世诚犹豫了一下，"我觉得李福根可能只是个小角色。印刷所的事，光靠一个宣传干事，很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排版、校对、印刷，至少要打通三道环节。我怀疑，军部里还有更大的内鬼。"
沈砚之走到窗前，望着远处汉阳兵工厂的烟囱。黑烟滚滚，机器的轰鸣声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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