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有几个日本浪人在门口转悠，骂骂咧咧的，说中国人“不识好歹”。可没人理他们。
顾雪澜来找守芳。
他脸上的兴奋压都压不住。
“张小姐，这招管用！日本人那边急了，领事馆的人去找报馆，说‘影响中日亲善’。报馆的人回说，影评而已，言论自由。”
守芳摇头。
“光骂不够。”
顾雪澜一愣。
“那还要干啥？”
守芳看着他。
“顾先生，你会拍电影吗？”
顾雪澜愣住了。
“拍……拍电影？”
守芳点头。
“日本人能拍，咱们也能拍。他们拍假话，咱们拍真话。奉天的风土人情，东北的山水物产，老百姓的日子，工厂的烟囱，铁路的钢轨——拍下来，给老百姓看。”
顾雪澜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守芳，那双眼睛里有意外，有兴奋，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沉甸甸的东西。
“张小姐，”他声音发涩，“您说的这些，我想过。可拍电影要钱，要机器，要人。我……”
守芳打断他。
“钱，我出。机器，我让人去上海买。人，你自己找。”
她顿了顿。
“顾先生，你写过《醒报》，办过读书会，现在该做点更大的事了。”
九月十五。
守芳去了趟小西关外那座关帝庙。
不是一个人。
顾雪澜带着三个人等在那里。
一个姓孟，四十出头，早年在北京学过照相，后来在奉天开过照相馆，手艺好，人老实。
一个姓郑，三十来岁，在天津法租界的洋行干过，摆弄过电影放映机，知道怎么拍、怎么放。
还有一个年轻人，姓周，是顾雪澜从读书会带来的，二十出头，念过几年书，脑子快，愿意学。
守芳看着这三个人。
“诸位，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做一件事。”
她顿了顿。
“拍电影。”
那三个人面面相觑。
姓孟的开口，声音有些发颤。
“张小姐，拍电影……那得多少钱？”
守芳从袖中取出一张纸。
上头列着一行数字。
“机器，三千元。胶片，五百元。场地、人工、杂项，一千元。总共四千五百元。”
她把那张纸放在桌上。
“钱，我出。机器，下个月到。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想拍什么。”
姓郑的咽了口唾沫。
“张小姐，我们……没拍过电影。”
守芳看着他。
“没拍过，就学。日本人也是从不会到会的。”
她顿了顿。
“你们拍的，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奉天的城楼，中街的买卖，北市场的热闹，辽河的船，还有——”
她看着顾雪澜。
“顾先生写的那些文章。拍出来，给老百姓看。”
九月二十。
奉天城有了第一支“电影队”。
没名字，没招牌，没办公室。只有一间破屋，一台从上海买来的旧摄影机，三个从没拍过电影的人，和一个满脑子想法的顾雪澜。
他们拍的第一样东西，是奉天城楼。
清晨的城楼，日出的城楼，暮色里的城楼。城楼下的车马行人，城楼上的旗子，城楼砖缝里的青苔。
拍了三天。
冲洗出来，模模糊糊的，晃得人眼晕。可放到墙上，有人认出来了。
“那是咱们奉天的城楼！”
喊这话的是个卖菜的老汉，蹲在墙根看了半天，站起来喊了一嗓子。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认出了中街的，有认出了北市场的，有认出了自己家门口那条巷子的。
有人看着看着，眼圈红了。
“我在这城里住了五十年，头一回在墙上看见它。”
九月二十五。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