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过来的读书人。穆儒丐当年刚来奉天时，也在这片住过。
守芳要找的不是穆儒丐。
她找的是一个姓顾的年轻人。
顾雪澜，二十四岁，奉天开源人。民国八年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预科，后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去年回国，带回一肚子新思想和一身不合时宜的穷酸气。
这些是马祥打听来的。
守芳在小河沿一间低矮的平房里见到他时，这年轻人正蹲在地上生炉子。屋里冷得像冰窖，墙角堆着几摞书，上头落满了灰。
他见守芳进来，愣住了。
守芳没拐弯。
“顾先生，《醒报》是你办的？”
顾雪澜脸上那点意外慢慢凝住，变成一种警惕。
“姑娘是谁？”
守芳在屋里唯一一把没塌的椅子上坐下。
“想帮你们办报的人。”
顾雪澜看着她。
“帮？怎么帮？”
守芳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摊开。
纸上写着三行字。
第一行：资金，每月三百元，匿名资助，不问用途。
第二行：稿件，每期至少两篇“素材”，不需署名，由报社自行取舍。
第三行：安全，遇事有人递消息，被捕有人担保，但报社一切经营、编辑、发行，与资助者无关。
顾雪澜把这纸看了三遍。
他抬起头，那目光里有很多东西——警惕、怀疑，还有一丝压不住的、近乎于希望的亮。
“姑娘凭什么帮我们？”
守芳迎着他目光。
“凭奉天城需要一个中国人自己办的报。”
顾雪澜沉默良久。
“三百元一个月，”他声音发涩，“够我们撑下去了。”
守芳起身。
走到门槛边，她没回头。
“顾先生，那个署名‘孤鸿’的，是你吧？”
顾雪澜愣了愣。
“是。”
守芳点头。
“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她顿了顿，“下一篇，可以写写日商劝业公司在辽阳强买民地的事。材料过两天有人送来。”
她推门出去。
顾雪澜追出门，那姑娘已经消失在巷口。
只有风吹着满地废纸，打着旋儿，滚向远处。
二月二十。
《奉天醒报》创刊号出版。
四开四版，铅字印刷，纸是廉价的毛边纸，印出来有些洇。可头版那篇文章，像一把刀子，扎进奉天城浑浑噩噩的舆论场。
标题：《辽阳日商强买民地，三百农户流离失所》
署名：本社记者。
文章不长，一千来字，可字字见血。哪年哪月哪日，日商劝业公司的人闯进村子；谁家地被强占，谁家房子被推平，谁家老人躺在推土机前头被拖走。人名、地名、日期，清清楚楚，一条一条列着。
最后一段写——
“吾奉天百姓，自光绪三十一年以来，日人南满筑路、开矿、设厂、占地，二十年间，被夺者不知凡几，失地者不知凡几，含冤莫白者不知凡几。今日之辽阳，即他日之奉天。今日三百户，即他日三万户。此非危言耸听，乃刀悬项上之实。我同胞，岂能安坐待之？”
报纸是凌晨四点印出来的。六点，报贩子扛着上街。八点，满街都在议论。
有人拍手称快。
有人攥着报纸，眼眶发红。
有人悄悄把报纸藏进怀里，不敢让旁人看见。
也有人在骂——骂报社“挑拨中日亲善”，骂文章“危言耸听”，骂记者“不知死活”。
骂的人，是日本人。
二月二十三。
日本领事馆派人去了趟小河沿。
顾雪澜不在家。
那几个穿西装的人在他屋里翻了个底朝天，把所有书稿、信件、未刊稿一卷而空。临走时留下一句话。
“告诉顾先生，《盛京时报》缺个校对，他想干，随时来。”
顾雪澜当晚没回家。
他躲在城北一个老同学家里，借着煤油灯写下一期稿子。
守芳的消息是第二天早上送来的。
一张纸条，巴掌大小，没抬头没落款。
“人已安全，不必挂念。下一期稿子照发。劝业公司的材料还有第二批，明天有人送。”
顾雪澜握着这张纸条，握了很久。
他把纸条凑到灯上，烧成灰。
三月。
《奉天醒报》出了第五期。
这期头版是一篇重磅调查：《日商三林东亚公司抗税案始末》。文章把这家日本公司从民国四年到民国十二年拖欠中国政府的烟酒税一笔一笔列出来，数字精确到角分。末尾质问——
“彼日商在中国设厂制造，销货于中国市场，利润尽归其囊，而税饷分文不与。我中国政府，我奉天百姓，养此巨蠹，意欲何为？”
这期报纸一出来，比第一期还炸。
奉天商会有人专门跑来找顾雪澜，问这些材料是哪来的。顾雪澜笑而不答。
日本领事馆二次登门。
这回顾雪澜在家。
他坐在那间冷得像冰窖的平房里，看着那几个穿西装的人进屋，看着他们翻箱倒柜，看着他们什么也翻不出来。
领头那人临走时，盯着顾雪澜看了很久。
“顾先生，你那些材料，是谁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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