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那个并不算高的身形在地砖上拉出一道细长的、正在移动的影子。
张振勋站在原地，过了一会儿才转身下楼。走到街上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外滩上方那片灰蒙蒙的天，忽然觉得那云层比来时薄了一些，像有什么东西正试图从后面透出来。
出发前三天，张振勋回了烟台。
老汤在酒坊门口等他。他已经把去旧金山要带的行李收拾好了——一只牛皮箱、一件厚呢大衣、一顶灰色礼帽、两双换洗的鞋。张振勋看了看那只箱子，没有打开，只说了一句：“明天去一趟坡上。”
第二天清晨，他穿着那件旧了的灰布棉袍上了东山坡。雪已经化了，地面还有些潮，踩上去带着微微的下陷感。他沿着田埂走了一遍——从最先种的那排雷司令走到最晚嫁接的那片赤霞珠，弯下腰去查看每一排根部的覆土是否被雪水冲刷过，有裸露的地方就蹲下来用手拢一捧新土覆上去，用手掌轻轻拍实，像在替一批即将远行的子女整理最后的行装。他在那排最早的雷司令前面蹲下来，摸了摸那根最粗的主干，二十一岁了，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手背，可每一年的新枝都从那些皴裂的地方长出来，一直长到铁丝架最顶上才停下来，朝着光的方向转过去。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老汤，”他头也没回，“我走了之后，坡上的活交给施密特。今年春天的修枝，让他看着办。”
老汤站在坡下，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掌柜的，您放心。”
张振勋直起腰来，最后看了一眼整面坡。在初冬稀疏的日光里，那些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轻微地颤动着，像无数根在等待信号的手指——它们随时可以重新张开，随时可以开始生长，随时可以接住下一个季节的雨和光。只要根系还在底下。
他转身朝坡下走去。那件旧棉袍的下摆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反复了几次。他在坡底停了一步，侧过头，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等我回来。”
出发那天，上海港起了雾。
十六铺码头的轮廓在乳白色的雾气中模糊不清，汽笛声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像无数只正在各自寻找方向的号角。张振勋站在码头上，手里抱着那只樟木画盒。那盒子里装着“品重醴泉”的题字，他没有挂在酒坊的墙上，也没有放进那个装满他这辈子最重要物件的箱子里。他把它带在身边，去旧金山。他要让那四个字跨过太平洋，让它在另一片大陆的土地上被另一双眼睛看见。他不打算把它拿出来展览，可他知道它在箱子里。那只画盒的分量很轻，可此刻搁在他臂弯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正抱着整座酒窖的重量。
老汤站在旁边，伸手去接那只画盒：“掌柜的，我给您放箱子里——”
“不用。我自己拿。”
他抱着画盒走上跳板。甲板上已经站了一些人，靠着船舷在雾里看岸上。他找了一个不靠边、也不对着风口的位置，把画盒放在膝盖上坐了下来。船汽笛响了第一声——长，在雾里拖了很久才散开。然后是第二声——短促一些，像在催促。然后是第三声——更短，更脆，像一根弦被拨到了尽头之后松开。船身微微震了一下，开始缓慢地离开码头。
船头劈开雾气和海面，朝着东南方向缓缓地转去。那个方向通往太平洋，通往旧金山。通往一片他从未踏足过的土地。他在七十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去美洲。不是为了开拓市场，不是为了寻找新商机，是为了让装在瓶子里的、那些从光绪十八年第一镐头落土开始就一直在积攒的东西，被另一片大陆上的人们看到。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可是他知道，只要那些瓶子和那幅字还在船上，那条路就没有白走。那些正在跨越太平洋的瓶子和字，会替他完成后续的路程，在他走不动之后继续走下去，穿过海峡和大洋、穿过不同时区和气候带、穿过许多他未曾到过的地方和许多他素未谋面的人的生活，一路延伸到连他自己都无法预知的远方去。
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海风从舷窗外灌进来，带着初冬特有的清冷，把甲板上那些零散的说话声吹碎成一片模糊的嗡鸣。那些声音叠在一起，像一层正在被缓慢编织的、看不见的织物，正在包裹着这艘船和它携带的一切，朝着它该去的方向移动。
船已经看不见上海港的轮廓了。四周全是雾。可他抱着那只画盒坐在那里，心里很稳，像他年轻时第一次在巴达维亚码头等待船靠岸时的那种感觉，不过这一次他不再需要靠岸了——他正在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