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的联军一举歼灭。他在计划中甚至写到了缴获的物资分配和战俘的处理方式——男人全部处决，女人“处置“后处决，这是他在中国战场上养成的习惯，像一种无法戒除的瘾。
但军参谋部晚间回电却否决了他的方案。电文是田中新一中将亲自签发的，措辞客气但不容置疑：告以加迈方面正吃紧——那边的孟拱河谷，中国军队的新22师和新38师正在步步紧逼，第18师团的防线岌岌可危——让他先继续坚守，等第53师团抽调得出来才能考虑反击。那个“才能考虑“像一记耳光，像一盆冷水，将他所有的热情和野心浇灭成一堆湿漉漉的灰烬。
这让自入侵中国以来习惯攻势作战，肆意杀戮与侮辱女人上瘾的丸山房安既不解也非常憋屈。他想起1937年的淞沪会战，他作为中队长率领部下冲锋，刺刀捅穿中国士兵的胸膛，鲜血喷在脸上，温热而腥甜；他想起南京陷落后的“狩猎“，在废墟中追逐逃散的平民，像追逐野兔一样，然后用军刀砍下他们的头颅，堆成金字塔；他想起徐州会战后的“慰安所“，那些中国女人被绑在木架上，他一个接一个地“使用“，直到她们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那些日子，大日本皇军是无敌的，是所向披靡的，是可以在亚洲大陆上任意驰骋的。大日本皇军何时竟被逼得只能躲在坑道里打防御战？像一群被猎人围困的野兽，像一群躲在洞里的老鼠，像一群……他不愿再想下去，那种对比太刺眼，太伤人，太像一种末日的前兆。
窝在密支那这种日子越发让他焦躁难耐。密支那——这座缅甸北部的边陲小城，这座被丛林和河流包围的孤岛，这座曾经象征着帝国荣耀的“南进“桥头堡——如今变成了一座囚笼，一座坟墓，一座慢慢收紧的绞索。他不能出击，不能杀戮，不能发泄，只能每天听着联军的炮火在头顶轰鸣，看着部下在泥泞中腐烂，等待着那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来的“反击时机“。这种等待比死亡更折磨人，像一种慢性的、无法治愈的毒瘾发作。
丸山房安越想越窝火，胸腔中像有一团火在燃烧，烧得他喉咙发干，眼睛充血。触灭最后一根烟头——那截烟蒂已经被烧得只剩过滤嘴，手指被烫了一下，但他浑然不觉——暗自骂了一句：“馬鹿野郎！“声音低沉而嘶哑，像从胸腔深处挤出的野兽的咆哮。然后翻身骑在爱田子身上又折腾起来。
爱田子被惊醒，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猫。丸山的动作粗暴而急促，像一台失控的机器，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像一个在溺水时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绝望者。他的呼吸粗重而混乱，带着烟草和酒精的恶臭，喷在爱田子的脸上。爱田子闭上眼睛，将意识抽离到某个遥远的地方——九州的乡下，海边的渔村，母亲做的味噌汤——直到一切结束。
丸山还不知道，水上源藏实际只带了一个小队前来，不到五十个人。他们乘坐两艘被机枪打漏了底的汽艇，在伊洛瓦底江的急流中颠簸了三天才抵达密支那。
坑人无数的辻政信顺便给他也挖了个大坑。辻政信在制定密支那增援计划时，故意夸大了水上源藏的兵力，将“一个小队“虚报为“一个联队“，将“两艘破汽艇“描述为“一支混合舰队“。他的目的不是帮助丸山房安，而是利用密支那的战局来打击政敌、推卸责任、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丸山房安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辻政信棋盘上的一枚弃子，他的出击计划、他的野心、他的愤怒，都建立在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之上。
窗外的江水声依旧，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挽歌。丸山房安终于精疲力竭地倒在草席上，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在草席上洇出一道人形的湿痕。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但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紧紧皱着，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爱田子蜷缩在角落里，用薄被裹住自己赤裸的身体，无声地流泪。她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在这种地方，明天是一种奢望，活着是一种偶然，而死亡，才是唯一的确定。
在宅院的某个角落，一台野战电话机突然响起，铃声在雨夜中显得格外刺耳。但丸山房安已经沉沉睡去，没有听见。电话那头是前线观察哨的报告：联军阵地上有异动，似乎正在调动部队。
但这个消息被搁置了，像无数被搁置的消息一样，等待着某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回应。密支那的夜晚在江水的咆哮中缓缓流逝，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载着所有人的命运，向着某个不可知的深渊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