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太快攻克，也不能太轻易丢失，必须维持在一种胶着的状态，直到华盛顿的政治风向转变，直到重庆的内部矛盾激化，直到他获得足够的筹码来摊牌。只是目前摊牌时机尚未到来，他还需要等待，像猎手等待猎物进入射程。
一个剧烈的颠簸忽然打断他思路。飞机被一股强气流击中，像一片落叶般在空中摇晃，行李架上的公文包滑落，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史迪威下意识地抓住座椅扶手，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盘旋好几圈后，座机总算在湿滑泥泞的跑道上艰难降落。轮胎碾过泥水和碎石，溅起两道长长的泥浪，机身在跑道上滑行、颠簸、最后颤抖着停下。机舱门打开，一股湿冷的雨风涌入，带着火药和腐殖质的气息。
走出机舱时史迪威特地看了看脸色刷白的飞行员。那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此刻正用颤抖的手擦拭着额头的冷汗，嘴唇还在哆嗦。史迪威对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但目光中带着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他从不担心自己乘坐的飞机会出事，哪怕飞越危险的驼峰——那条被称为“铝谷“的死亡航线，无数C-47和C-46的残骸散落在喜马拉雅山的冰川之间，像一条用金属和白骨铺就的路标——心里也从没出现过任何一丝忧虑或恐惧。有时前头的飞机出事，引擎失效，撞上山峰，像流星一样坠落；有时后面的航班被日军战机击落，在空中爆炸，化作一团火球。都没有让醋乔觉得什么叫后怕，因为比起自己身处的环境以及即将要去完成的事情，这些根本不算什么。死亡是战场上的常态，而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比个人生死更宏大的东西——历史的评判、战略的主动权、以及对这个混乱世界的某种改造。
走进麦卡蒙指挥所后，史迪威听取完麦卡蒙、胡素、潘裕昆和亨特等关于各处情况的报告与相互攻讦。指挥所里弥漫着烟草、汗酸和雨水的混合气息，灯泡因为电压不稳而忽明忽暗。麦卡蒙的声音带着一种被挫败后的焦躁，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面；胡素的脸色铁青，显然还在为上午的争吵而愤懑；潘裕昆则沉默地坐着，双手交叉在胸前，目光落在地图上的某个无形之点；亨特是最疲惫的一个，眼窝深陷，胡茬杂乱，像一头被过度驱使的猎犬。他们之间的攻讦像一场没有裁判的角斗——麦卡蒙指责中国军队不服从命令、畏战不前；胡素反驳美军指挥僵化、不顾伤亡；亨特抱怨地形恶劣、补给不足；潘裕昆则试图调解，却被双方同时忽视。
史迪威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没有表态。他的脸像一尊石雕，没有任何表情泄露内心的想法。听完之后，他并没有对进攻战术以及人事做调整——那种调整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向蒙巴顿和蒋介石示弱，意味着打乱他精心维持的政治平衡。只是让麦卡蒙把150团和42团两个营也调派进来协助进攻，维持现有攻势，步步攻坚，从日军四块阵地找到薄弱处予以突破。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近乎敷衍的指令，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在空转。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史迪威不急于取胜，他在等待，在等待某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时机。
接着史迪威安抚众将。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像一块被流水打磨的石头，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重量。尤其告诉亨特，他会尽快增派援兵——那是空头支票，所有人都知道驼峰航线的运力已经饱和——但加拉哈德团只能先把重伤病员换下来，不能全都轮替休整。亨特的脸抽搐了一下，像被针扎了一下，但他没有反驳，只是点了点头，眼中的光芒暗淡下去。安抚完亨特，又再给胡素和潘裕昆通报国内战局不妙——洛阳失守、长沙危急、豫中溃败——勉励他们要努力的话。那些话像一种仪式性的祷告，空洞而必需，像战前对士兵的训话，像葬礼上的悼词。胡素和潘裕昆对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忧虑——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他们的部队、他们的国家，此刻正承受着比密支那更惨烈的灾难。
正交谈着，杨孟东前来报告。杨孟东是史迪威的副官，一个三十来岁的华裔军官，精明干练，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刻出现。由于天气原因今天不能再飞回沙杜查——雨势加大，云层低到触地，能见度不足百米——得留宿密支那。史迪威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任何不悦。他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是上天强迫他在这片战场上多停留一夜，多看一眼那些他不愿看见却必须看见的东西。
用完晚餐，晚餐是压缩饼干、罐头牛肉和速溶咖啡，在指挥所的一角匆匆解决。史迪威便去巡视了泡在战壕中的前线各部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中，靴底每一次抬起都带起一团黏稠的泥浆。战壕里的士兵们挤在积水的散兵坑中，雨水顺着钢盔的边缘流进衣领，在皮肤上划出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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